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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0章 粉红皮,两毛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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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五,江北的雪化了。

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砸在青石阶上。

砸得人心里发空。

林锡琦蹲在灶房门口,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有封皮的本子。

本子是从知青点借来的。

借的时候,老周只说了一句话。

“看完就还。”

“别让第三个人看见。”

林锡琦点头。

点得很快。

快得像怕自己反悔。

那本本子传到他手上时,最后三页已经不见了。

撕口很齐。

齐得像拿尺子比着裁下来的。

不是慌乱里撕的。

是攒够了狠心,一页一页慢慢撕的。

他翻到断口那里,指头来回摸了两遍。

纸边起毛,毛得很轻。

说明撕的人手在抖。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本本子在知青点转了七个人。

七个人里,有四个是姑娘。

那么是谁撕的。

为什么偏偏撕最后三页。

那三页上,到底写了什么。

灶膛里的火“噗”地响了一声。

他吓得把本子按进棉袄里。

母亲在院里喊他抬水。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的雪印子留了两个黑窝。

那本本子贴着肚皮,凉得像一块铁。

可他又觉得烫。

烫得他走路都不稳。

他提着木桶往井边走,脑子里还是那三页。

他知道那是什么本子。

整个知青点都知道。

《少女之心》。

这四个字,在那些年里,比粮票还要紧。

粮票丢了还能补。

这四个字,只能靠嘴传,靠手抄。

一本书,抄一遍,就老一遍。

抄到第十遍,字都走了样。

抄到第二十遍,故事也走了样。

有人添一句。

有人删一句。

有人嫌不够,就自己动手往里补。

补的那些字,一看就不是原来的人写的。

原来的字,还留着一点羞。

后来的字,只剩馋。

林锡琦听老周说过一句很怪的话。

“这书最好的一版,是最早那一版。”

“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她怕,她臊,她不敢,她夜里睡不着,她一遍一遍问自己是不是坏女人。”

“后来抄的人不耐烦看这些。”

“抄着抄着,就只把后面那些留下。”

“留得干干净净,一点人味都没了。”

老周说这话时,正拿一根草棍剔牙。

剔完了,把草棍一折两断。

“你说这些人,抄书抄得跟杀猪似的。”

“只留下能让人上火的肉。”

“把骨头都扔了。”

林锡琦那会儿没听懂。

这会儿他贴着那本冰凉的册子,忽然有点懂了。

一本本子,抄到后来,抄丢的不是字。

抄丢的是人心里那点挣扎。

挣扎没了,就只剩下喘气。

他正想着,院门口有人“咳”了一声。

他魂都飞了。

来的是春杏。

春杏是隔壁队的记工员,十八岁,辫子扎得紧,走路带风。

她站在门槛外,没往里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书。”

“什么书。”

“《中国通史》。”

春杏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

“范文谰那四本,你都快翻烂了。”

“还装。”

林锡琦脸一下烧起来。

他知道瞒不住。

在这个庄子上,什么都瞒不住。

谁家昨夜熬了粥,谁家丢了半升米,谁家闺女跟谁多说了两句话,第二天晌午就能传遍三个队。

春杏没再逼他。

她只是把手里一个蓝布包递过来。

“给你的。”

“什么。”

“鸡蛋。”

“我家母鸡下的,两个。”

林锡琦愣了一下。

“为什么给我。”

春杏低头理了理辫梢上的红头绳。

“我听说,公社那边有你一个名额。”

“什么名额。”

“你装吧。”

她把蓝布包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走了三步,又回头。

“那本子。”

“看完别烧。”

“我要看。”

林锡琦张嘴,没说出话。

春杏已经拐出了院墙。

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脚跟深,脚尖浅。

走得有点急。

那天夜里,林锡琦没点灯。

他躺在炕上,等母亲的屋里没了动静。

等到鸡叫头遍,他摸出那本册子。

油灯只敢拧一丝线。

那点光,刚好照亮两页。

他一页一页往上抄。

抄在一个用过的作业本背面。

作业本的正面是“农业学大寨”的算术题。

背面空着,纸糙,钢笔一走就洇。

他抄得很慢。

抄到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把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两遍。

他想,写这话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

她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手心出汗,耳朵发烫,怕被人看见。

她是不是也听见了自己心跳,觉得这心跳很丢人。

抄到鸡叫二遍,他抄完了两页半。

第三页的后半截,没有了。

断了。

断在一个句子的中间。

就像一个正说着话的人,被人捂住了嘴。

他盯着那个断口,好半天没动。

天亮前,他把抄的东西塞进炕席底下。

塞的时候手一抖,纸角折了。

他想抻平,又不敢多动。

那一夜他没睡着。

第二天上工,他锄地时把一株麦苗铲断了。

队长骂了他两句。

他没顶嘴。

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事。

春杏为什么要看这本子。

一个姑娘,怎么敢开口要这种东西。

正月里,队上没什么活。

人闲了,嘴就忙。

知青点的炕头上,一夜能讲出十件事,九件是假的。

老周讲《望乡》那一段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耗子跑。

“那片子,我看了七回。”

“头一回是队里包场,坐在后排,什么也没看清。”

“后来六回,我自己买票。”

“买完票,我不进去。”

“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站着,抽半根烟,看表。”

“等到里头放那段了,我一分不差地推门进去。”

“进去坐下,就看那几秒。”

“几秒过去了,我就起身走。”

有人问:“值吗。”

老周把烟屁股按在鞋底上。

“你说值不值。”

“一张票一毛五。”

“我六回,九毛钱。”

“九毛钱买九秒钟。”

“你说值不值。”

没人答。

炕上几个后生都低着头,抠炕席的草。

林锡琦也低着头。

他忽然觉得那九毛钱,不是买那几秒。

是买一个证明。

证明这世上还有那么一种活法。

那种活法,他们在别的地方看不见。

那时候能看的片子不多。

《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

片子每来一回,公社的场院就挤满人。

挤得连墙头上都坐着半大小子。

演到男女抱一下,底下就“轰”地一声。

那声音里有笑,有臊,有骂。

骂得最凶的,往往眼睛瞪得最圆。

老周说,有一次演到接吻。

后排有个老太太拿手绢捂了孙子的眼。

捂了三秒钟,自己把手绢挪开了。

“她挪的时候,还四下看了一眼。”

“看有没有人瞧见她挪。”

“瞧见了,她就又捂回去。”

“一屋子人,就这么互相捂着。”

“捂到散场。”

屋里有人笑。

笑到一半,又断了。

因为都知道,这不是笑话。

这是一屋子人的日子。

那本《少女之心》,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页一页地传。

它从南传到北,从城里传到乡下。

传到后来,抄本比人还多。

一个人抄完,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抄完,再传给下一个。

抄的人越多,字越乱。

作业本抄的,稿纸抄的,笔记本抄的,都有。

有的字一笔一画,像刻碑。

有的字龙飞凤舞,认不出来。

有的字连笔连得厉害,得猜。

还有的字娟秀,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手。

林锡琦见过一本。

那本里有一页,字特别小。

小到要凑到眼前才看得清。

那一页中间还空了一块。

想抄的人抄到一半,忽然停了。

停了很久,才接着往下写。

林锡琦猜,那空着的地方,是她自己心里的话。

她没敢写。

也没敢划掉。

就空在那里。

空着的地方,比写满的地方还沉。

公社中学那年贴过一张纸。

纸上写着六个大字。

“不准看,不准抄。”

“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

“三不准、一立即。”

这六个字,林锡琦的同桌背得比课文还熟。

背完了,转头就问:“你那本,能不能借我一晚上。”

林锡琦没借。

不是舍不得。

是怕。

那年月,一个本子能毁一个人。

学校里收缴过一回。

收的时候,是从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翻出来的。

那女生学习好,字也好。

翻出本子那一刻,她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她没哭。

一个字也没说。

只是把手放在桌沿上,把桌沿攥得发白。

后来她被叫到办公室。

再后来,她父亲来学校,把她领回去了。

走的时候,她低着头。

走廊里的人都看她。

看的人里,有一半手里也抄过。

抄过的人,眼睛比谁都亮。

那不是愤怒。

那是庆幸。

庆幸翻出来的不是自己。

林锡琦每次想起那个女生的背影,心里就堵。

堵得像信里塞了一块石头。

他常想,一个本子,为什么能让人变成这样。

为什么看完以后,有人变得更坏。

有人变得更怕。

有人变得什么都不信。

也有人,就像他这样,只想弄明白。

弄明白一个姑娘,为什么在纸上写那些字。

弄明白那些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疼。

腊月里,他去过一次县里。

是替队长送一份材料。

送完材料,他绕到新华书店门口。

他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工夫。

进去,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柜台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眼镜。

她问:“小同志,买什么。”

他张了张嘴。

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

他低头看了看柜台里的玻璃。

玻璃上有一层灰。

灰上有一道道手印。

“我要本书。”

“什么书。”

“两毛四。”

“粉红皮。”

“五个字。”

女同志抬了抬眼镜。

她上下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长。

长得像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量了一遍。

然后她转身,从后面架子上抽出一本。

书皮是粉红的。

薄薄一本。

她把书往柜台上一放,压得玻璃“嗡”了一声。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

她重复了一遍。

重复的时候,眼睛没离开他的脸。

林锡琦摸出两毛四。

钱是母亲给他的,本来是让他买盐。

他把钱摊在玻璃上,一张一张数。

数到第三遍,才想起已经数够了。

出了书店,他把书塞进棉袄里。

走出十几步,他听见身后有人“啧”了一声。

他没敢回头。

他一路走到城墙根,才把书掏出来。

书皮上的字,他认了半天。

《新婚必读》。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编者的话。

话说得很正经。

正经得像大队部门口那块黑板。

他往下看。

看着看着,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因为字下流。

是因为那些字太正经了。

正经得像有人在床边站着,跟你讲一件本该没人的事。

他合上书,蹲在墙根下,笑了。

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笑完了,他把书揣好。

回去以后,他把这本书压在箱底。

压在一件旧棉袄

那件棉袄早就不穿了。

可他还是每个月翻一次。

翻的时候,只看封面。

正月二十那天,春杏又来了。

这次她进了院。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帮他母亲剥豆子。

剥得很快。

豆子蹦到地上,她一颗一颗捡回来。

捡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她一边捡,一边问:“那本子,你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那三页,是不是缺了。”

林锡琦手里的豆子掉了。

“你怎么知道缺了。”

春杏没抬头。

“缺的,是不是最后三页。”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撕的。”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

屋子里静了好一会。

只有豆子落进粗瓷盆的声音。

一颗,一颗。

“你撕的。”

“我撕的。”

“为什么。”

春杏把最后一颗豆子捡起来,放进盆里。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

“因为我抄到那儿,抄不下去了。”

“为什么抄不下去。”

“因为写着,那姑娘后来跟一个男人,在河边。”

“我看了一半,把本子合上了。”

“合上以后,我手一直抖。”

“抖了半个钟头。”

“我娘以为我发疟子。”

她说话了,说得很平。

平得像在讲别人家的事。

“后来我拿着本子,走到屋后头。”

“我想烧。”

“火柴都划着了。”

“划了三根。”

“三根都没点着。”

“风大。”

“我就站着,把本子一页一页撕。”

“撕到剩下最后三页,我撕不动了。”

“我把它卷起来,塞到樟木箱子底下。”

“上面压了一件我出嫁才穿的褂子。”

“压了两年。”

“谁也没告诉。”

林锡琦听着。

他听着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老周那句怪话。

老周说,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春杏撕掉的,正是后面。

她留下的,是前面。

她知道该留下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比抄了十遍的后生们,更懂得那个分寸。

“那你为什么又要看。”

春杏终于抬头。

她眼睛有点红。

“因为我想看看,我撕得对不对。”

那天送春杏出门,天已经擦黑。

她走到院门口,站住了。

“林锡琦。”

“嗯。”

“你那个名额,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会不知道。”

林锡琦看着院墙外面的雪。

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脏兮兮地贴着地。

“因为推荐表填上去三个月了。”

“公社盖了章。”

“县里没信。”

“地区也没信。”

“什么都没有。”

春杏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个脸。

“那你等着。”

“等着就有。”

她走了。

这一回,她走得很慢。

慢得像舍不得踩坏雪。

那几个月,是林锡琦这辈子过得最长的几个月。

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开会。

会开在仓库里,屋梁上挂着两盏马灯。

队长念了一份文件。

念到“推荐”两个字,屋里所有人都直起腰。

“咱大队,今年有一个名额。”

“上大学。”

有人在底下低声说:“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那几年,上大学不走考。

走推荐。

推荐看什么。

看成分,看表现,看队里说话的人是谁。

林锡琦家里是中农。

不是红五类,也不算黑。

父亲在队里当了十几年会计,账目清得能拿出去对。

母亲手巧,给队里缝过三十几面红旗。

这些,都是能写进表里的“表现”。

可一个大队,只有一张表。

想去的,有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里,有五个是知青。

那五个知青,都是六八届、六九届下来的。

下来的时候十七八,现在二十好几。

有一个姓孙的,会拉手风琴。

有一个姓何的,能背半本《资本论》。

有个女知青,在县里汇演上唱过《红灯记》。

唱完那一年,她的嗓子哑了一个月。

十一个人争一张表,仓库里那晚上的烟,抽得跟失火一样。

会开到后半夜。

队长把烟头按在鞋底,说:“明天都到大队部来,一个一个谈。”

谈的那天,林锡琦排在第七。

他坐在长条凳上,看着前面的人进去,出来。

进去的人,脸是绷的。

出来的人,脸是松的。

松完了,又绷上。

轮到他,他把手心的汗在裤子上擦了两把。

屋里坐着三个人。

队长,大队支书,还有一个公社来的干部,姓吴。

姓吴的同志戴着棉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问:“你为什么想上大学。”

林锡琦想了一路,想了很多句。

真到了跟前,他说了一句最笨的。

“我想读书。”

“读书干什么。”

“读了书,回来教娃娃。”

姓吴的把笔放下。

他看了林锡琦一会。

“你会算账。”

“会一点。”

“你父亲是会计。”

“是。”

“你父亲的账,公社查过三回。”

“三回都没出过错。”

林锡琦心里一紧。

他不知道这话是夸,还是别的。

姓吴的同志说完了,又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抬头:“回去等通知。”

回去等。

这四个字,他听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把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看完了。

第一本看了半个月。

第二本快一点。

第三本看得慢。

第四本,他看两页就合上。

不是看不下去。

是不敢看完。

看完了,就没有了。

知青点夜里聊天。

有人说,前些年要是不闹那一场,我们这些人早该坐在大学教室里了。

有人说,北大清华的门槛,我们未必迈不过去。

有人说,我爹当年考上过,后来家里出事,退了学。

说到这儿,屋里就没话了。

只剩风从窗纸的破洞里往里钻。

林锡琦听着,心里烦。

他不是替自己难过。

他忽然想起母校。

那是个非常好的中学。

语文老师姓沈,讲课讲到“关关雎鸠”,耳朵会红。

他那时候不懂老师为什么脸红。

现在懂了。

他也想起有一回开班级干部会。

知青们在底下说笑,说这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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