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0章 粉红皮,两毛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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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正月十五,江北的雪化了。
屋檐上的水一滴一滴砸在青石阶上。
砸得人心里发空。
林锡琦蹲在灶房门口,膝盖上摊着一本没有封皮的本子。
本子是从知青点借来的。
借的时候,老周只说了一句话。
“看完就还。”
“别让第三个人看见。”
林锡琦点头。
点得很快。
快得像怕自己反悔。
那本本子传到他手上时,最后三页已经不见了。
撕口很齐。
齐得像拿尺子比着裁下来的。
不是慌乱里撕的。
是攒够了狠心,一页一页慢慢撕的。
他翻到断口那里,指头来回摸了两遍。
纸边起毛,毛得很轻。
说明撕的人手在抖。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本本子在知青点转了七个人。
七个人里,有四个是姑娘。
那么是谁撕的。
为什么偏偏撕最后三页。
那三页上,到底写了什么。
灶膛里的火“噗”地响了一声。
他吓得把本子按进棉袄里。
母亲在院里喊他抬水。
他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
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的雪印子留了两个黑窝。
那本本子贴着肚皮,凉得像一块铁。
可他又觉得烫。
烫得他走路都不稳。
他提着木桶往井边走,脑子里还是那三页。
他知道那是什么本子。
整个知青点都知道。
《少女之心》。
这四个字,在那些年里,比粮票还要紧。
粮票丢了还能补。
这四个字,只能靠嘴传,靠手抄。
一本书,抄一遍,就老一遍。
抄到第十遍,字都走了样。
抄到第二十遍,故事也走了样。
有人添一句。
有人删一句。
有人嫌不够,就自己动手往里补。
补的那些字,一看就不是原来的人写的。
原来的字,还留着一点羞。
后来的字,只剩馋。
林锡琦听老周说过一句很怪的话。
“这书最好的一版,是最早那一版。”
“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她怕,她臊,她不敢,她夜里睡不着,她一遍一遍问自己是不是坏女人。”
“后来抄的人不耐烦看这些。”
“抄着抄着,就只把后面那些留下。”
“留得干干净净,一点人味都没了。”
老周说这话时,正拿一根草棍剔牙。
剔完了,把草棍一折两断。
“你说这些人,抄书抄得跟杀猪似的。”
“只留下能让人上火的肉。”
“把骨头都扔了。”
林锡琦那会儿没听懂。
这会儿他贴着那本冰凉的册子,忽然有点懂了。
一本本子,抄到后来,抄丢的不是字。
抄丢的是人心里那点挣扎。
挣扎没了,就只剩下喘气。
他正想着,院门口有人“咳”了一声。
他魂都飞了。
来的是春杏。
春杏是隔壁队的记工员,十八岁,辫子扎得紧,走路带风。
她站在门槛外,没往里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书。”
“什么书。”
“《中国通史》。”
春杏笑了一下。
那笑很短,一闪就没了。
“范文谰那四本,你都快翻烂了。”
“还装。”
林锡琦脸一下烧起来。
他知道瞒不住。
在这个庄子上,什么都瞒不住。
谁家昨夜熬了粥,谁家丢了半升米,谁家闺女跟谁多说了两句话,第二天晌午就能传遍三个队。
春杏没再逼他。
她只是把手里一个蓝布包递过来。
“给你的。”
“什么。”
“鸡蛋。”
“我家母鸡下的,两个。”
林锡琦愣了一下。
“为什么给我。”
春杏低头理了理辫梢上的红头绳。
“我听说,公社那边有你一个名额。”
“什么名额。”
“你装吧。”
她把蓝布包往他怀里一塞,转身就走。
走了三步,又回头。
“那本子。”
“看完别烧。”
“我要看。”
林锡琦张嘴,没说出话。
春杏已经拐出了院墙。
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脚跟深,脚尖浅。
走得有点急。
那天夜里,林锡琦没点灯。
他躺在炕上,等母亲的屋里没了动静。
等到鸡叫头遍,他摸出那本册子。
油灯只敢拧一丝线。
那点光,刚好照亮两页。
他一页一页往上抄。
抄在一个用过的作业本背面。
作业本的正面是“农业学大寨”的算术题。
背面空着,纸糙,钢笔一走就洇。
他抄得很慢。
抄到他觉得不对的地方,就停下来。
停下来,把那句话在心里默念两遍。
他想,写这话的人,当时是什么心情。
她是不是也像他一样,手心出汗,耳朵发烫,怕被人看见。
她是不是也听见了自己心跳,觉得这心跳很丢人。
抄到鸡叫二遍,他抄完了两页半。
第三页的后半截,没有了。
断了。
断在一个句子的中间。
就像一个正说着话的人,被人捂住了嘴。
他盯着那个断口,好半天没动。
天亮前,他把抄的东西塞进炕席底下。
塞的时候手一抖,纸角折了。
他想抻平,又不敢多动。
那一夜他没睡着。
第二天上工,他锄地时把一株麦苗铲断了。
队长骂了他两句。
他没顶嘴。
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事。
春杏为什么要看这本子。
一个姑娘,怎么敢开口要这种东西。
正月里,队上没什么活。
人闲了,嘴就忙。
知青点的炕头上,一夜能讲出十件事,九件是假的。
老周讲《望乡》那一段的时候,屋里静得能听见耗子跑。
“那片子,我看了七回。”
“头一回是队里包场,坐在后排,什么也没看清。”
“后来六回,我自己买票。”
“买完票,我不进去。”
“我就在电影院门口站着,抽半根烟,看表。”
“等到里头放那段了,我一分不差地推门进去。”
“进去坐下,就看那几秒。”
“几秒过去了,我就起身走。”
有人问:“值吗。”
老周把烟屁股按在鞋底上。
“你说值不值。”
“一张票一毛五。”
“我六回,九毛钱。”
“九毛钱买九秒钟。”
“你说值不值。”
没人答。
炕上几个后生都低着头,抠炕席的草。
林锡琦也低着头。
他忽然觉得那九毛钱,不是买那几秒。
是买一个证明。
证明这世上还有那么一种活法。
那种活法,他们在别的地方看不见。
那时候能看的片子不多。
《化身博士》,《华丽家庭》,《望乡》,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
片子每来一回,公社的场院就挤满人。
挤得连墙头上都坐着半大小子。
演到男女抱一下,底下就“轰”地一声。
那声音里有笑,有臊,有骂。
骂得最凶的,往往眼睛瞪得最圆。
老周说,有一次演到接吻。
后排有个老太太拿手绢捂了孙子的眼。
捂了三秒钟,自己把手绢挪开了。
“她挪的时候,还四下看了一眼。”
“看有没有人瞧见她挪。”
“瞧见了,她就又捂回去。”
“一屋子人,就这么互相捂着。”
“捂到散场。”
屋里有人笑。
笑到一半,又断了。
因为都知道,这不是笑话。
这是一屋子人的日子。
那本《少女之心》,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页一页地传。
它从南传到北,从城里传到乡下。
传到后来,抄本比人还多。
一个人抄完,传给下一个。
下一个抄完,再传给下一个。
抄的人越多,字越乱。
作业本抄的,稿纸抄的,笔记本抄的,都有。
有的字一笔一画,像刻碑。
有的字龙飞凤舞,认不出来。
有的字连笔连得厉害,得猜。
还有的字娟秀,一看就是女孩子的手。
林锡琦见过一本。
那本里有一页,字特别小。
小到要凑到眼前才看得清。
那一页中间还空了一块。
想抄的人抄到一半,忽然停了。
停了很久,才接着往下写。
林锡琦猜,那空着的地方,是她自己心里的话。
她没敢写。
也没敢划掉。
就空在那里。
空着的地方,比写满的地方还沉。
公社中学那年贴过一张纸。
纸上写着六个大字。
“不准看,不准抄。”
“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
“三不准、一立即。”
这六个字,林锡琦的同桌背得比课文还熟。
背完了,转头就问:“你那本,能不能借我一晚上。”
林锡琦没借。
不是舍不得。
是怕。
那年月,一个本子能毁一个人。
学校里收缴过一回。
收的时候,是从一个女生的书包里翻出来的。
那女生学习好,字也好。
翻出本子那一刻,她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
她没哭。
一个字也没说。
只是把手放在桌沿上,把桌沿攥得发白。
后来她被叫到办公室。
再后来,她父亲来学校,把她领回去了。
走的时候,她低着头。
走廊里的人都看她。
看的人里,有一半手里也抄过。
抄过的人,眼睛比谁都亮。
那不是愤怒。
那是庆幸。
庆幸翻出来的不是自己。
林锡琦每次想起那个女生的背影,心里就堵。
堵得像信里塞了一块石头。
他常想,一个本子,为什么能让人变成这样。
为什么看完以后,有人变得更坏。
有人变得更怕。
有人变得什么都不信。
也有人,就像他这样,只想弄明白。
弄明白一个姑娘,为什么在纸上写那些字。
弄明白那些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疼。
腊月里,他去过一次县里。
是替队长送一份材料。
送完材料,他绕到新华书店门口。
他在门口站了一炷香的工夫。
进去,又出来。
出来,又进去。
柜台后面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戴眼镜。
她问:“小同志,买什么。”
他张了张嘴。
嘴张开了,声音没出来。
他低头看了看柜台里的玻璃。
玻璃上有一层灰。
灰上有一道道手印。
“我要本书。”
“什么书。”
“两毛四。”
“粉红皮。”
“五个字。”
女同志抬了抬眼镜。
她上下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长。
长得像把一个人从头到脚量了一遍。
然后她转身,从后面架子上抽出一本。
书皮是粉红的。
薄薄一本。
她把书往柜台上一放,压得玻璃“嗡”了一声。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
她重复了一遍。
重复的时候,眼睛没离开他的脸。
林锡琦摸出两毛四。
钱是母亲给他的,本来是让他买盐。
他把钱摊在玻璃上,一张一张数。
数到第三遍,才想起已经数够了。
出了书店,他把书塞进棉袄里。
走出十几步,他听见身后有人“啧”了一声。
他没敢回头。
他一路走到城墙根,才把书掏出来。
书皮上的字,他认了半天。
《新婚必读》。
他翻开第一页。
第一页上写着编者的话。
话说得很正经。
正经得像大队部门口那块黑板。
他往下看。
看着看着,脸红到了脖子根。
不是因为字下流。
是因为那些字太正经了。
正经得像有人在床边站着,跟你讲一件本该没人的事。
他合上书,蹲在墙根下,笑了。
笑得肩膀一抖一抖。
笑完了,他把书揣好。
回去以后,他把这本书压在箱底。
压在一件旧棉袄
那件棉袄早就不穿了。
可他还是每个月翻一次。
翻的时候,只看封面。
正月二十那天,春杏又来了。
这次她进了院。
她坐在灶前的小板凳上,帮他母亲剥豆子。
剥得很快。
豆子蹦到地上,她一颗一颗捡回来。
捡的时候,腰弯得很低。
她一边捡,一边问:“那本子,你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那三页,是不是缺了。”
林锡琦手里的豆子掉了。
“你怎么知道缺了。”
春杏没抬头。
“缺的,是不是最后三页。”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撕的。”
灶膛里的火苗跳了一下。
屋子里静了好一会。
只有豆子落进粗瓷盆的声音。
一颗,一颗。
“你撕的。”
“我撕的。”
“为什么。”
春杏把最后一颗豆子捡起来,放进盆里。
她拍了拍手上的灰。
“因为我抄到那儿,抄不下去了。”
“为什么抄不下去。”
“因为写着,那姑娘后来跟一个男人,在河边。”
“我看了一半,把本子合上了。”
“合上以后,我手一直抖。”
“抖了半个钟头。”
“我娘以为我发疟子。”
她说话了,说得很平。
平得像在讲别人家的事。
“后来我拿着本子,走到屋后头。”
“我想烧。”
“火柴都划着了。”
“划了三根。”
“三根都没点着。”
“风大。”
“我就站着,把本子一页一页撕。”
“撕到剩下最后三页,我撕不动了。”
“我把它卷起来,塞到樟木箱子底下。”
“上面压了一件我出嫁才穿的褂子。”
“压了两年。”
“谁也没告诉。”
林锡琦听着。
他听着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老周那句怪话。
老周说,最早那一版里,前面全是那姑娘心里的事。
春杏撕掉的,正是后面。
她留下的,是前面。
她知道该留下什么。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比抄了十遍的后生们,更懂得那个分寸。
“那你为什么又要看。”
春杏终于抬头。
她眼睛有点红。
“因为我想看看,我撕得对不对。”
那天送春杏出门,天已经擦黑。
她走到院门口,站住了。
“林锡琦。”
“嗯。”
“你那个名额,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怎么会不知道。”
林锡琦看着院墙外面的雪。
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脏兮兮地贴着地。
“因为推荐表填上去三个月了。”
“公社盖了章。”
“县里没信。”
“地区也没信。”
“什么都没有。”
春杏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个脸。
“那你等着。”
“等着就有。”
她走了。
这一回,她走得很慢。
慢得像舍不得踩坏雪。
那几个月,是林锡琦这辈子过得最长的几个月。
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开会。
会开在仓库里,屋梁上挂着两盏马灯。
队长念了一份文件。
念到“推荐”两个字,屋里所有人都直起腰。
“咱大队,今年有一个名额。”
“上大学。”
有人在底下低声说:“工农兵学员。”
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那几年,上大学不走考。
走推荐。
推荐看什么。
看成分,看表现,看队里说话的人是谁。
林锡琦家里是中农。
不是红五类,也不算黑。
父亲在队里当了十几年会计,账目清得能拿出去对。
母亲手巧,给队里缝过三十几面红旗。
这些,都是能写进表里的“表现”。
可一个大队,只有一张表。
想去的,有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里,有五个是知青。
那五个知青,都是六八届、六九届下来的。
下来的时候十七八,现在二十好几。
有一个姓孙的,会拉手风琴。
有一个姓何的,能背半本《资本论》。
有个女知青,在县里汇演上唱过《红灯记》。
唱完那一年,她的嗓子哑了一个月。
十一个人争一张表,仓库里那晚上的烟,抽得跟失火一样。
会开到后半夜。
队长把烟头按在鞋底,说:“明天都到大队部来,一个一个谈。”
谈的那天,林锡琦排在第七。
他坐在长条凳上,看着前面的人进去,出来。
进去的人,脸是绷的。
出来的人,脸是松的。
松完了,又绷上。
轮到他,他把手心的汗在裤子上擦了两把。
屋里坐着三个人。
队长,大队支书,还有一个公社来的干部,姓吴。
姓吴的同志戴着棉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问:“你为什么想上大学。”
林锡琦想了一路,想了很多句。
真到了跟前,他说了一句最笨的。
“我想读书。”
“读书干什么。”
“读了书,回来教娃娃。”
姓吴的把笔放下。
他看了林锡琦一会。
“你会算账。”
“会一点。”
“你父亲是会计。”
“是。”
“你父亲的账,公社查过三回。”
“三回都没出过错。”
林锡琦心里一紧。
他不知道这话是夸,还是别的。
姓吴的同志说完了,又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
写完,他抬头:“回去等通知。”
回去等。
这四个字,他听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他把范文澜的四本《中国通史》看完了。
第一本看了半个月。
第二本快一点。
第三本看得慢。
第四本,他看两页就合上。
不是看不下去。
是不敢看完。
看完了,就没有了。
知青点夜里聊天。
有人说,前些年要是不闹那一场,我们这些人早该坐在大学教室里了。
有人说,北大清华的门槛,我们未必迈不过去。
有人说,我爹当年考上过,后来家里出事,退了学。
说到这儿,屋里就没话了。
只剩风从窗纸的破洞里往里钻。
林锡琦听着,心里烦。
他不是替自己难过。
他忽然想起母校。
那是个非常好的中学。
语文老师姓沈,讲课讲到“关关雎鸠”,耳朵会红。
他那时候不懂老师为什么脸红。
现在懂了。
他也想起有一回开班级干部会。
知青们在底下说笑,说这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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