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0章 粉红皮，两毛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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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一个人拍了下大腿：“要不是那些年，我们这些人都上大学去了。”
“都是北大清华的。”
满屋子笑。
笑得很大声。
笑完了，谁也没再说话。
因为都知道，那句笑话底下，垫着的是实的。
一月底，公社来了人。
来的是那个姓吴的同志，骑着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铁皮箱。
他在大队部待了半个钟头。
出来的时候，队长送他到院门口。
林锡琦在地里，隔着二百步远，看见队长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那一眼，看不明白。
他扛着锄头走过去。
队长说：“明天去县里。”
“干什么。”
“体检。”
“谁体检。”
“你。”
林锡琦的锄头从肩上滑下来，砸在脚背上。
他没觉出疼。
县医院在县城东头，一栋两层楼。
楼前的台阶上结着冰。
体检的人排了一长队。
队里有男有女，都穿得体面。
有的穿的确良，有的穿蓝卡其。
有个小伙子手腕上戴着一块表，进门时故意抬手看了看时间。
林锡琦排在队伍中段。
轮到他，医生让他脱了上衣。
医生的手很凉。
听诊器贴在胸口上，他心跳得把听诊器都震。
医生抬眼看他：“紧张什么。”
“没有。”
“心跳一百一。”
“我不紧张。”
医生笑了：“不紧张还一百一。”
他量了血压，看了眼睛，敲了敲膝盖。
然后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写的什么，林锡琦看不见。
他只看见医生写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顿了一下，才往下写。
就这一顿，让他回去的路上想了一夜。
政审那一关，比体检还难过。
公社要调档案。
档案在县里。
县里要大队出证明。
大队要生产队出证明。
生产队要三户邻居签字。
三户邻居里，有一户跟他家吵过架。
吵的是一堵墙。
墙塌了半边，两家人争了半个月。
那户人家的男人，最后还是签了。
签的时候，他把笔在纸上戳了两下。
“我签。”
“我签的是实话。”
“他家人没做过坏事。”
林锡琦后来听说这件事，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起来。
他忽然明白，一个人能不能走出去，靠的不是自己。
靠的是一整条链子。
链子上每一环，都得有人肯抬手。
二月初，表送到了地区。
表送走了，人就悬起来了。
悬在半空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他干活干得比谁都狠。
狠到手上裂了三道口子。
裂口里塞着泥，晚上洗不掉。
母亲拿针给他挑，一挑他就抽气。
母亲说：“你要是走了，家里这些活谁干。”
“我走了，弟弟能干。”
弟弟在旁边剥花生，头也不抬：“我能干。”
“我还能干两个人的。”
母亲笑了。
笑完，眼泪掉在针上。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硬。”
二月二十那天，邮递员老陈来了。
老陈骑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绿皮邮包。
他一天跑十二个大队，来回六十里。
到他们队，一般是下午三点。
那天他到得早。
两点半，车铃就在村口响。
“老陈来了。”
“老陈来了。”
喊声一路传进来。
孩子们跟在车后头跑。
老陈把车支在打谷场上，从邮包里掏东西。
一张报纸。
两封信。
一个牛皮纸信封。
那个牛皮纸信封，他拿在手里，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林锡琦在不在。”
林锡琦站在人堆后面。
他想应。
嘴张了，没出声。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把：“叫你呢。”
他往前走。
走的时候，两条腿像不是自己的。
老陈把信封递过来。
信封很轻。
轻得像里面什么也没装。
可他一摸，就摸到了硬。
他把信封翻过来。
信封正面写着三个字。
复旦大学。
那三个字是红的。
红得很正。
红得在冬天的太阳底下发光。
他没敢当场拆。
他捏着信封，往家走。
走得很慢。
慢得像怕把里面的东西颠碎。
到家，他把门关上。
母亲在灶上烧水。
父亲从队部回来，草帽还没摘。
“什么东西。”
“信。”
“什么信。”
“上海的。”
父亲把草帽摘下来，放在桌上。
摘得很轻。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摸出一把剪刀。
剪信封口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三下。
抖到第三下，才剪开。
里面是一张纸。
纸上盖着一个红章。
红章有点印歪了。
印歪的地方，糊了一小块。
父亲把纸举到窗户底下。
举了很久。
举到胳膊都酸了，才放下。
“复旦大学。”
他念了一遍。
又念了一遍。
第三遍，他念不下去了。
他把纸递给母亲。
母亲不识字。
她捧着那张纸，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
看得非常认真。
“这上面写的什么。”
“写的是，他被录取了。”
母亲把纸贴在胸口上。
贴了好一会。
然后她说：“锅里还有半斤白面。”
“晚上吃面。”
弟弟从外面跑进来，一把抢过那张纸。
他念得很大声。
念到“工农兵学员”四个字，他停了。
“哥，工农兵学员是什么。”
“就是不用考，国家送你去的。”
“那以后还考不考。”
屋里人都愣住了。
那一年，广播里天天讲形势。
讲得很热闹。
可谁也说不准，明年还招不招，明年还推不推荐。
父亲把纸收起来，压进一个木匣子。
匣子里放着户口本，还有几张存了多年的布票。
“先别出门说。”
“为什么。”
“等通知。”
“通知书都来了，还等什么通知。”
父亲没答。
他只是把匣子推到柜子最里面。
推到最里面，又用被子压了一层。
那天夜里，林锡琦躺在炕上。
他听见父亲在另一间屋里翻身。
翻了一遍，又一遍。
翻到半夜，父亲起来了。
林锡琦听见他走到柜子前，把匣子抽出来。
抽出来，打开。
然后又合上。
合上，放回去。
把被子压好。
那声音很轻。
可林锡琦一字不落全听见了。
他躺着，眼泪流到耳朵里。
二月二十四，家里开始给他收拾东西。
母亲结了半个队，凑出一身衣裳。
一件蓝卡其的中山装。
袖口有点长。
母亲拿针线缝了半宿。
缝的时候，她把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再缝一针。
“到了上海，别舍不得穿。”
“穿破了，我给你补。”
“上海那么远，你怎么补。”
“寄回来。”
她把一件旧棉袄叠好，塞进那个帆布包里。
包是跟会计家借的。
包带断过一回，用麻绳接过。
结的那个结，鼓鼓的，硌肩膀。
母亲煮了六个鸡蛋。
煮好，用一块粗布包起来，塞到包的最底下。
“路上吃。”
“路上别舍不得。”
“饿着肚子到上海，丢人。”
父亲从外面回来，把二十块钱放在桌上。
钱是新票，边角挺。
“哪来的。”
“卖了一口猪。”
“猪不是留着过年。”
“年过了。”
父亲说完，坐下抽烟。
一支烟抽完，他说了一句话。
“到了那儿，先把报到的手续办完。”
“别听人瞎说。”
“别信小道消息。”
“有人说什么，你就点头，别接话。”
“为什么。”
“因为你还什么都不是。”
这句话很冷。
冷得像井水。
可林锡琦知道，这话是父亲拿半辈子换来的。
二月二十五，天没亮他就起来了。
母亲在灶上热了粥。
粥里放了两颗红枣。
红枣是去年秋天留的，一直舍不得吃。
他吃得很慢。
吃到一半，他把碗放下。
“娘。”
“嗯。”
“我走了以后，拿本子。”
“什么本子。”
“炕席底下那个。”
母亲没说话。
她走到炕边，把席子掀开。
把那几张纸拿出来。
纸上是他抄的字。
母亲不识几个字。
她把纸对折，对折，再对折。
折成一个小方块。
“我给你收着。”
“你回来，我还给你。”
“你要是不回来。”
她把方块塞进自己衣裳的口袋里。
“我就一直收着。”
天蒙蒙亮，他出了村。
春杏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
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我以为你走了。”
“还没。”
“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一件毛线背心。
毛线是自己纺的，颜色不匀，一块深一块浅。
“我织了半个月。”
“有两只袖子织歪了，你别嫌。”
林锡琦接过来。
背心还是暖的。
暖得像刚从人身上脱下来。
“春杏。”
“嗯。”
“你那个樟木箱子。”
“怎么了。”
“那三页，你还留着吗。”
春杏没有立刻答。
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留着。”
“留着干什么。”
“不知道。”
“就是不想让它没了。”
她说完，退了一步。
“快走吧。”
“船不等人。”
林锡琦走了。
走出二十步，他回头。
春杏还站在树下。
她没有挥手。
她只是站着。
站得像那棵树的另一半影子。
从他们那儿到南通，要先走十五里土路，再坐拖拉机，再换一趟长途车。
土路上的雪化得半干，一脚踩下去，鞋底粘厚厚一层。
走到一半，他把鞋脱下来磕泥。
磕完，他把鞋提在手里走。
光脚踩在冻土上，很疼。
疼得人清醒。
到了南通，已经下午。
码头在江边。
江风大得能把人吹偏。
候船室里挤满了人，凳子上坐不下，就蹲在墙根。
有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哭得脸通红。
她从怀里摸出半块饼干，塞进孩子嘴里。
饼干屑掉了一地。
地上有人蹲着捡。
林锡琦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包里的六个鸡蛋，他已经吃了两个。
吃的时候他没舍得全吃。
剩下四个，他想留到上海。
上船的时候，人挤人。
有人在后面推他，推得他差点绊倒。
他上到甲板上，扶着栏杆，回了下头。
江对岸的房子已经很模糊。
他忽然想到，这一走，可能好几年不回来。
船开了。
船走得慢，慢得像在泥里爬。
他站在船尾，看了很久的水。
水是黄的。
不是书里写的那种蓝。
他这才明白，原来江是这个颜色。
天黑下来，船上的人都进屋了。
他不肯进去。
他站在外头，风把他的脸吹得发木。
他一直在想父亲说的那句“你还什么都不是”。
他也在想老周那句“这到底算不算数”。
他更在想春杏撕掉的那三页。
那三页上写着的，是一个姑娘的怕。
而他现在，也正在怕。
怕的是同一件事。
怕自己不该往前走。
怕走到了，人家说你不算。
船靠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是夜里。
码头上灯火很多。
灯照在江面上，晃成一片片碎金。
林锡琦提着他那个麻绳解带的帆布包，从跳板上走下来。
他的脚一沾地，忽然有点站不稳。
不是晕船。
是那种感觉，他说不上来。
他长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
长得像把从村里带出来的一路憋闷，全吐干净了。
就在这一天，天南海北的青年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从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从天津的文化馆。
从二炮部队的营房。
从安徽的公社。
从昆明的文化局。
从江西的农场。
有人赶车。
有人赶船。
有人背着铺盖卷，走三十里路去搭一辆顺路的卡车。
他们身上，都揣着一份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入学通知书。
他们在往同一个方向赶。
上海的灯，在江边亮着。
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还有一个人，一夜没睡。
他叫戴伟。
是宝鸡话剧团的团支部书记。
他坐的是硬座。
剧团给他买的是卧铺。
上车的时候，他把卧铺让给了一个女孩子。
那女孩子抱着一个包袱，站了一路。
他把票塞给她，说：“你上去睡。”
女孩子推让了两回。
第三回，她把票接了。
戴伟就坐到硬座车厢去了。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
过道上坐着人，行李架上躺着人。
他找到一个同去上海报到的老乡。
两个人一聊，聊到半夜。
聊话剧，聊书，聊上海。
聊到天亮，谁也没困。
天刚亮的时候，车进了上海。
他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
外面一片灰白。
他忽然有点想哭。
这想法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他赶紧抹了一把脸。
一九七六年四五月间，剧团里传出消息，说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
那消息像一颗石子，砸进他心里。
他高兴坏了。
他刚从团省委借调回来没几个月。
回来后，读书的兴头正浓。
他天天睡在他分管的图书室里。
睡着了，书还摊在胸口上。
那阵子他看泰戈尔。
看西方美学。
看不懂的地方，他就抄。
抄了满满三个本子。
一九七○年，他还是个中学生。
因为文艺骨干，被选进了话剧团。
他父亲在那些年里被打成了“走资派”。
因为这个，他从上学起，就没少吃苦。
同学不跟他同桌。
老师点名点到他的名字，声音会低半格。
所以进了剧团，能吃上一碗饭，他觉得真是太好了。
他精神头足。
上午训练。
下午排戏。
晚上演出。
十点钟散了戏，他还要到工地上去干活。
一般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累得他走路都想睡。
可他不喊苦。
他从做演员开始，很快做到演员队长，还入了党。
剧团里讲究又红又专，一专多能。
他经常给学员讲课。
讲形体。
讲表演。
讲朗诵。
他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谈话剧体会。
《古文观止》他跟着老大哥偷偷背。
《孙中山传》也背。
《共产党宣言》更背得熟。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他在练习台词里学知识。
在读书里找乐子。
书里有一个很好的世界。
可那个世界到底在哪儿，他说不清楚。
一九七六年那个名额，让他依稀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影子。
剧团只有一个名额。
竞争者十几个。
一轮一轮往下刷。
最后只剩了他和一个编剧。
那一天，复旦的老师到剧团来要人。
剧团领导通知他去。
他去了。
他也不知深浅。
去了就谈东谈西。
谈到最后，他自己说了句傻话。
“我年轻，以后还有机会。”
“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来招生的复旦老师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
“你怎么能放弃了呢。”
“复旦有个话剧团。”
“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演过《雷雨》，演过《日出》。”
“洪深、马彦祥这些人，都跟它结过缘分。”
“你去了，正好能发挥特长。”
戴伟听完，心跳得厉害。
打动他的不是复旦这两个字。
是“话剧”这两个字。
后面就是等通知书。
一九七六年底，他心里既兴奋，又提心吊胆。
“‘四人帮’都粉碎了。”
“会不会恢复高考。”
“推荐上大学，还算不算。”
他等得眼睛都发疼。
通知书来的时候，他看了又看。
看到纸都起皱。
他还是不放心。
“这到底算不算数啊。”
这句话，他一天要问自己七八遍。
而在南通开往上海的那条船上，还有一个人，跟他问了同一句话。
他叫范计春。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他和弟弟上的船。
弟弟替他扛着铺盖卷。
铺盖卷很沉。
弟弟走一段就要换一次肩。
船到上海，天已经黑了。
一出十六铺码头，范计春长出了一口气。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而林锡琦，此刻正站在码头的石阶上。
他刚把那口气吐完。
他抬起头，往人堆里看。
人太多了。
有提箱子的。
有扛被子的。
有举着牌子等人的。
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站在二十步开外，也提着一个帆布包。
包上别着一枚红塑料像章。
那人转过身来。
林锡琦的手，一下攥紧了包带。
是春杏。
她站在上海的灯底下。
辫子上还系着那根红头绳。
她手里，攥着一个用红布包着的小方块。
她朝他笑了笑。
“我不是来送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