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1章 戴伟的烦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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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讲一个道理，就举一个例子，例子一个接一个。

戴伟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停了。

他想起自己在公社写的那一篇通讯，写一个妇女队长，开头第一句就是她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颗火热的心。写完之后他还挺得意，交给县里的广播站，结果人家退回来了，说照报纸抄的。

他现在明白了。人家退他，是因为他写的是空话。

戴伟低头看自己的笔记本。

上头的空白还在，白得刺眼。他一页纸，只抄了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板书。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抬头，看旁边的人。

人家的本子上密密麻麻，方格纸一格一格填满了。

前排那个女同学，写得太快，笔尖在纸上

地跑，跑得本子边都翘起来。

戴伟手里的笔，握得越来越紧。

跟不上老师的思路，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他一边听一边想：我刚才想什么去了？怎么就到这儿了？他心里那根针，又往里扎了一寸。

下课铃响，他坐在那儿没动。丹巴在他后头，也没有动。

戴伟回过头。

丹巴手里那支笔在纸上点着，点出一堆小黑点，可一句话也没写全。

丹巴看见他回头，笑了一下。

那个笑，比哭还难看。

戴伟，丹巴小声说，他讲得太快了。是快。我一个字没记上。戴伟咽了口唾沫：我记上七个字。

丹巴不是不用功的人。

他以前在老家，为了抄一本书，把一本旧字典抄了两遍。

可他坐在这一间教室里，忽然知道自己差在哪儿。

不是不用功。是差了整整一段路。

开学没多久，班里举行了一次文化摸底考试。

那一场考试，把一屋子人的底子全考出来了。

卷子发下去，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翻纸的声音。

有人下笔如飞。有人从头到尾盯着第一道题。

考完出来，谁都没大声说话。

除了王和平等少数老三届显出不错的功底，不少同学学得吃力。

有人只得了二十五分。

二十五分。这个书在班里传开的时候，声音都压着。

戴伟的分数他没敢当面问，是托人看的。

看完他把自己关进厕所，蹲了十几分钟，出来时脸上照样是笑。

工农兵学员的知识水平，本来就备受争议。

这一考，争议就摆在桌上了。

一九七七年的工农兵学员，尤其要面对更多更重的新挑战。

可是有一件事，也在悄悄改变。

还是工农兵学员，可7611班已经基本没有了开门办学。

没有了学工学农。

取而代之的，是课。

一门一门的课，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现代文学、现代汉语、作家作品、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外国文学。

每一门课，都要进行正规的考试。

老师们也一个个出来了。王水照教《唐代文学史》。陈允吉开选修课《杜甫》。秘燕生教《文学概论》。吴德润教写作。任秀兰教《现代文学》。

这些有事业心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一个比一个兴奋。讲到得意处，粉笔在黑板上敲得

响。话说快了，袖子就往上卷。热情洋溢，口若悬河。

戴伟在底下听着，眼睛都舍不得眨。

摸底考试以后，班上的读书风气更浓了。浓到什么程度？

成绩好的同学扬眉吐气，走路的时候步子都大一些。

成绩差的则非常自卑。

自卑到什么程度？有人白天不敢看书。

有人把书藏在枕头底下，晚上才摸出来。

有人一听见

两个字就手心出汗。

戴伟也自卑过。他甚至想过一个荒唐的念头：反正也是工农兵学员，混到毕业算了。

他一口唾沫把这个念头吐了。

班上有个女同学，学习特别困难。

她一向瘦，瘦得脖子上的骨头都看得清。上课的时候她坐得很直，可你从侧面看，就知道她的眼睛没跟上。

有一次，她在考试里作弊了。被监考的看见了，报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她谈话的时候，她一句话没说，先哭了。

哭了很久。然后她说了实话。她说：我根本就不能读书。

班主任愣了。她抽着气，把后面的话也说出来了：我姐夫是县教育局局长。我姐姐生孩子那阵子，是我伺候的，伺候了两个月。后来姐夫说，给我一个上大学的名额，算是奖励。

教室里没有人接话。

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两个桃：我到这儿来，什么也听不懂。我坐在那间教室里，我知道人家在说我。我知道。

那天夜里，四号楼的走廊上有人小声议论。有人说她不该来。有人说她也不容易。有人什么也没说。

戴伟回宿舍，坐在床沿上，鞋都没脱。黄有土从门口进来，看见他，问：怎么了？戴伟说：老黄，要是一个人的名额，是别人给的，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来？

黄有土靠在门框上想了想。他说：她已经来了。来了怎么样？来了就得念下去。黄有土说，她自己心里过不去，比谁骂她都疼。

戴伟没说话。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食堂门口那张大字报。想起那个红叉。那一刻他心里

地一下——他自己那个名额，也没有那么干净。

这个念头，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公社那一年，推荐名额本来定了另一个人。一个叫高满仓的会计。高满仓写得一手好字，算盘打得比谁都快，公社的干部都说，这是个念书的料。名单报上去之前，高满仓的爹出事了。老头子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发现少了半袋种子，追了一圈，最后被人扣了个帽子。高满仓的名额就撤了。戴伟补上去。

名单报上去那天，戴伟在公社大院里站了很久。他想去找高满仓说句话。走到他家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没敲。

后来高满仓在村口碰见他，还笑着叫他大学生。戴伟当场差点哭出来。他到现在都记得高满仓那天笑的时候，牙缝里还塞着半片地瓜干。

我到复旦来，就是要用麻袋来装知识的。这句话是班里传出来的。传得很快，传得人人会说。7611班的同学，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争分夺秒，誓要把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比往届工农兵学员幸运的是，他们在长期的知识饥渴之后，赶上了一个好的学习机会。他们成了那个野蛮年代里有幸接触文明之光的幸运儿。他们开启了

之后大学的读书风气。

后来的日子里，这种光荣一再被77被首批高考生的光芒掩盖。被厚重的历史烟尘遮蔽。

可是他们的学习热情，比77级的同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话不是空说。

早晨六点不到，就有人起床去读外语。四号楼的走廊里天还没亮，已经有声音了。a——一声，隔着老远，b——又一声。那声音生硬，舌头都在打结，可一个人也不肯停。

晚上熄灯以后，还有人躲在厕所里看书。为什么是厕所？因为厕所有灯。四号楼走廊的灯到点就灭，只有厕所顶上那一盏小黄灯，通夜亮着。

戴伟第一次推门进去，吓了一跳。里头蹲着两个，站着三个。一个人把书摊在膝盖上，就着那点光，一页一页翻。谁也没抬头。只有翻纸的声音，唏、唏。

除了上课，同学们每天就是去图书馆、资料室。图书馆的座位很抢手。图书馆早晨八点开门，不少同学八点五分就坐进去了。

八点半，八点五。这中间只有五分钟。五分钟，几百个座位就光了。

戴伟去过一次晚了。他八点十分到门口，往里一看，坐满了。他站在门口，看着一屋子低头的人，忽然笑得有点苦。那天他在书架中间站了一下午。

最惨烈的一次是姚国雄。

那天早上，她比平时还早。她排在图书馆门口最前头，后头排了长长一队。八点整，门一开。

人流往前一涌。一下，门上的玻璃被挤碎了。

碎玻璃落下来。她的脚被扎破了。

她

了一声，还是往里走。走进去，找到座位，坐下，把书摊开。过了十分钟，旁边的人看见地上有血，才喊起来：你的脚！

姚国雄低头一看，白袜子上一片红。她说：不碍事。然后拿手绢一裹，接着看书。

那本书是《诗经》。

夏天的时候最难。教室里没有风扇。上海七月的教室，闷得像蒸笼。为了防蚊子，人人穿着很厚的裤子。厚裤子裹着腿，汗顺着小腿往下淌，淌到鞋里，一声。汗流浃背了，还在埋头苦读。

有个同学实在受不了，把裤腿卷到膝盖上。不到半个钟头，两条腿上全是红包。他又放下来。放下来，继续写。

戴伟写过一篇短文，写的就是这个夏天的教室。他写汗滴在纸上，把字化开了。这句话写得实在，被吴德润老师在课上念了。念完，吴老师抬头说：你们看，这就叫细节。这不是形容词能写出来的。

戴伟坐在底下，脸又红了这一回是热的红。

可是有两件事，一直在他们头上压着。

第一件是身份。工农兵学员这一层身份，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浓重的泥土气。那不是接地气的意思。那是土里土气。

第二件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随着时间推移和高考的恢复，主要来源于贫下中农的工农兵学员，直接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甚至一度被认为。引得很多工农兵学员在就业岗位上通过读研进修来。

戴伟第一次听到这话，是在食堂门口。

那天他端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是两毛钱的青菜。搪瓷缸上有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掉了两块瓷。他排着队往前走。后头两个人在说话。

一个说：你们系那批工农兵学员怎么样？另一个笑了一声：能怎么样，白卷上来的呗。

两个字，像两颗石子，啪、啪打在他后背上。

戴伟端着缸子，没回头。他手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起来。搪瓷缸捏得

一声。

他往前走，走到窗口，把缸子递进去。一份青菜。声音很平。

那晚他没吃饭。他在操场边的石阶上坐着，一直坐到天全黑。风把他裤腿吹得

响。他想了很多事。想高满仓。像食堂门口那两个字。想母亲绣的那四个字。想自己在公社写的那一篇被退回来的通讯。

最后他想了一件事，我不能让他们把

两个字，钉在我脑门上。钉上去，我这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

从那天起，戴伟开始。他补得笨，补得慢，但补得狠。

他从《现代汉语》开始。他不认识的字，抄十遍。他不会写的句子，抄二十遍。抄完了念，念完了他就拿去用，给校刊写稿。

他去找王水照老师。第一次敲门，手抖。王老师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一叠稿纸，纸角压着一块石头。什么事？我想问，读唐诗，从哪儿下手？王老师抬头看了他一眼。从《唐诗别裁》开始。他说，一天一首。别贪多。

戴伟就一天一首。从《唐诗别裁》第一首，抄到第一百首。抄完了，他把本子拿去给王老师看。王老师翻了两页，抬头说了一句：你字写得丑，但你抄得对。

戴伟笑了半天。

校刊第一期出来的时候，王同学的诗登在上面。第二期，戴伟的一篇小文章登了。写的是接新生的那天。他把锣鼓、红横幅、蓝灰中山装、麻花辫，全写进去了。

那天下午，有人抱着一摞校刊站在主干道上发。戴伟站在人群外头，看着有人翻开，有人指着一行字念出来。念的那一段，正是他写的。他站在那儿，鼻子发酸。

这时候，有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去，回头看了他一眼，忽然说：哎，这个——那人指着校刊，又指着他：是不是你写的？戴伟点头。那人说：写得不错。说完就走了。

就四个字。戴伟在主干道上站了半天，把那四个字翻来覆去嚼。

再说另一个人。

古亦忠，工农兵学员这个身份，曾经让他郁闷了很久。

毕业后，他回到柳州群众艺术馆做文学编辑。他想沉下心来搞创作。有一阵子，他想考研。他要一举摘掉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

他把书买齐了。他把夜里十点到两点的这段时间，全给了书。他把稿纸摊在桌上，写了一行字又划掉，划掉了又写。

有一天夜里，他忽然把笔放下。桌上那盏灯，灯芯烧出了一个小舌头。他坐在那儿，把这事想了一遍。

想通了。

他后来跟人讲，他想通了三件事。

第一，我问心无愧。推荐上大学，是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信任我，我没有走后门。第二，那是一段历史，我用不着回避，也无法回避，一个连历史都不能正视的人，又会有谁看得起呢，又凭什么看得起呢。第三，一个人在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大学文凭，只要你能做出成绩就行了。

想通了这三件事，古亦忠就再没翻过考研的书。他把书收进箱子，扣上，塞到床底下。

这一扣，扣出了一个转机。

不久，广西日报来柳州招一个记者。竞争的人很多。古亦忠是唯一的工农兵学员。

他自己都不抱希望。他去面试，坐在外头等。前头出来的人一个个都精神抖擞。他坐在那儿，把手里的一张纸折了又展开，展开了又折。

最后被选中的，就是他。

古亦忠当场没敢哭。等走到外头，走到一棵树下，才蹲了下去。

他后来说：只要你努力工作，别人就会接纳你。

在广西日报，古亦忠干活从来不谈条件，也从不讨价还价。甚至在结婚前后，他都在艰苦的一线采访报道。他不是硬撑。他是真觉得，人家肯用他，他就该往最苦的地方去。

后来他调入人民日报华南分社。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劲，一夜之间成了。

无论在柳州市群众艺术馆，还是在广西日报，以及后来的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报社一直都非常赞赏他。都是把当骨干来使用。同事羡慕地说：复旦毕业的。每次工作调动，原来的单位都极力挽留。

可大家都在努力，只不过境遇不同，感受自然不同。

戴伟看到这句话，是在自己笔记本的最后一行。那一行字是他自己写的，写完他划了一道横线，又舍不得划，把线擦掉了。

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刚在图书馆熬了一个通宵。外头的天已经亮了。图书馆窗子上的玻璃有一块裂了，裂纹像一条细细的小河。

他把笔放下，趴在桌上。他想睡一下。他想起一件事，陈尚君。

或许因为那份担忧，陈尚君毅然决然地开启了研究生备考之路。

戴伟看见过他。在四号楼那条走廊的尽头。那个人坐在地上，膝盖支着一本书，手旁边摊着稿纸。他不抬头。有人从他脚边走过去，他不动。

戴伟有一天从他旁边过，问了一句：吃了吗？陈尚君

了一声，眼睛没离开书。戴伟又走了两步，回头说：要不要我帮你带一个馒头？陈尚君这才抬头。

他又补了一句：两个。

戴伟笑了。那天他从食堂打了两个馒头，用报纸包着，一手提着一个搪瓷缸，从操场边一直走到四号楼。馒头还是热的。纸上有一点点油印，印到了他的掌心。

戴伟没敢问陈尚君为什么考。他大概猜得到。那份担忧。担忧的，不只是能不能读下去。担忧的，是工农兵学员这四个字，会不会一辈子追在后头。

那年春天到现在，戴伟只给家里写过三封信。

第一封信儿子到了，这儿的人都好。第二封写儿子书念得紧，晚上要看书。第三封写娘，那四个字，我看见了。

第三封信写到最后，他加了一句：娘，我给你买个东西。他想买什么？他想买一台缝纫机。蝴蝶牌的，要用票。他把这话写了，又划掉了。他觉得太狂。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抹了抹胶水。封口的时候，手一抖，把信封口封歪了。

那天夜里，戴伟睡得很浅。

宿舍里有人在打呼噜。有人翻了个身，床板

一声。外头走廊尽头的厕所灯还亮着。

他忽然醒了。不是因为做梦，是因为楼下有人说话。

两个人，声音压得低，但夜里太静，一字一句全往上飘。

这批工农兵学员怎么办？上面有精神了。什么精神？77级的新生，下个礼拜报到。

戴伟的眼睛

地睁开了。

77级？对，七百多个人。一月份考完的，二月底就到。来了以后，和这些7611班怎么办？听说……合班。合班？统一上基础课，统一考试。

底下的声音停了一下。

然后那第一个人低低地说了一句：那就等于当面比了。

戴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比呗。那个人又说了一句。怎么比？你说怎么比。

脚步声在楼下走过，嗒、嗒、嗒，越来越远。最后一句飘上来的时候，已经很轻了——这回，是明着来。

戴伟在黑暗里睁着眼睛。他慢慢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本书。《唐诗别裁》，第三册，抄到一百零八首了。书角被翻得起了毛。

他把书贴在胸口。心跳隔着书页，一下一下打在手心上。

窗外，天还没亮。四号楼的走廊上，那盏通夜的厕所灯还亮着。在灯光底下，有几个人，正低着头读书。

戴伟把被子掀开。他坐起来。他去找鞋。

他要下楼去抢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