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4章 张云高的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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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的风从教室窗户的破洞里钻进来，把讲台上的粉笔灰吹成一道白雾。
张云高把那半截粉笔头捏在指间，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分数应用题”五个字。
粉笔划过黑板的声音又尖又涩。
他写得很慢，也很用力，每个笔画都像是要摁进黑板里去。
底下一共二十三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挤在一间由祠堂改成的教室里。
这叫复式班。
他讲完四年级的题，让四年级写字，再回头讲一年级的拼音。
一节课里，他的嗓子要在四个年级之间来回跑。
下课铃是校长手里那只铁皮哨子，吹三声。
哨子一响，孩子们像被放出去的麻雀，呼啦一下全散了。
张云高没有回办公室。
他蹲在教室后墙的墙根下，后背对着太阳，从怀里摸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片。
纸片上密密麻麻全是他自己抄的东西。
《中国历史纪年简表》，从夏商一直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的手指在纸面上一点一点地往下挪。
商，约公元前十六世纪。
周，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二五六年。
秦，公元前二二一年。
他的嘴唇在动，声音压在喉咙里，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十分钟。
课间只有十分钟。
哨子又响了，他把纸片折回去，塞进怀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冷得早，也冷得硬。
张云高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教书，一半是啃书。
白天，他是公社中学的代课教师。
晚上，他是全县五百多个考生里年纪偏大的那一个。
高中三年的课本，六个学科，摞在桌上有一尺多高。
这些书，他大多是借来的。
有的是从学校仓库里翻出来的旧书，封皮上还印着“xx公社中学图书室”的蓝章。
有的是从往届毕业生家里一本一本淘来的，书角卷得像油炸过的豆皮。
有的干脆是别人抄的，字迹歪歪扭扭，公式却抄得一丝不苟。
张云高把这些书当成命。
他给每一本书都包了牛皮纸的皮。
牛皮纸是从大队部的旧水泥袋上裁下来的，里面还带着“425标号”的黑字。
夜里，他把煤油灯的灯芯挑到最亮。
灯芯挑得太高，火苗会冒黑烟，第二天早上擤鼻涕，纸上都是黑的。
他知道这一点，可他还是一次次把灯芯往上挑。
他舍不得那点黑烟，更舍不得那点时间。
妻子在灶屋里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一下，一下。
“睡吧。”妻子说。
“再看完这一节。”
“你眼睛不要了？”
“眼睛能撑。”
妻子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一碗热水端过来，水面上漂着两片姜。
“喝了，暖和。”
张云高接过来，一口气喝完，把碗递回去，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书。
他看的是一本借来的《社会发展简史》，纸页黄得像烟熏过。
公社的会也多。
有时候是晚上开，有时候是白天开，一开就是两个钟头。
干部在台上念文件，底下的人抽烟、咳嗽、往鞋底上敲烟灰。
张云高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他做出记笔记的样子。
其实他记的是政治题。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有哪几点？”
他写得很快，字迹很小，一行能记下二十多个字。
散会的时候，别人的本子上是会议精神，他的本子上是一整页考点。
他不敢让人看见。
有一回，大队的会计从他背后经过，探头看了一眼。
“云高，你这记的啥？”
“记的……记的会议精神。”
会计笑了笑，没再问。
张云高的后背出了一层汗。
他这人小心。
从小就知道，凡事不能太显。
他当了两年代课之前，还当过两年多的“赤脚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也干过不少时日的农活。
工分、口粮、布票、返销粮，这些东西他一样一样地都摸过。
他太懂什么叫“没着落”。
所以他更懂，这次考试，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抓住什么东西的机会。
每一秒对他都金贵。
走路的时候，他在心里默背英语单词。
挑水的时候，他在心里过一遍地理上的山脉河流。
蹲茅厕的时候，他把一张写满年代的小纸条摊在膝头上。
有一回被同村的会计撞见，会计在茅厕外头笑出了声。
“云高啊云高，你这是要考状元？”
“考不上状元，考个饭碗。”
“饭碗？你教着书，不就有饭碗？”
张云高没答。
代课教师不叫饭碗，叫“临时”。
临时这两个字，说来轻巧，压在身上却是一年到头都不敢咳嗽的重量。
考试的这几天，张云高的情绪反倒是稳的。
不慌。
也不特别紧张。
紧张这东西，在他身上早就磨平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抱着六本借来的旧课本，跟十七八岁的娃娃挤在一个考场里，还有什么可紧张的。
他只担心一件事。
作文题。
语文是第一科。
考前那个晚上，他坐在灯下，把可能出的作文题在脑子里列了一遍。
列了七八个。
“难忘的一天”。
“记一位先进人物”。
“在红旗下成长”。
“谈艰苦奋斗”。
他一个一个地想，一个一个地试。
想着如果真出了这个题，第一段怎么起，中间用什么例子，结尾怎么收。
想着想着，手心就出汗了。
他最怕的，是题出在他准备的范围之外。
那种感觉，就像种了一年的地，眼看要收了，忽然来一场冰雹。
他吹灭灯，躺在床上，睁着眼睛。
屋外的风刮过屋檐，把一截松了的瓦片吹得轻轻地响。
妻子翻了个身。
“睡不着？”
“睡着呢。”
“睡着了还说睡着。”
张云高笑了笑。
“脑子里有事，压不住。”
“啥事？”
“怕题出偏了。”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
“你读了那么多书，还能出偏？”
“读的书多，不等于题就不偏。”
天还没亮，妻子就起来了。
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一块，黄一块。
她煮了两个鸡蛋。
那两个鸡蛋本来是攒着要拿去换盐的。
鸡蛋放在碗里，热气腾腾，蛋壳上还沾着一点锅灰。
“吃了。”
“留着给娃。”
“娃有。”
张云高没有再推。
他把鸡蛋剥了，蛋白又白又嫩，蛋黄噎人。
他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
出了村口，天边刚泛白。
路边的枯草上结着一层白霜，踩上去咯吱一声。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上补过两道。
脚上是一双旧解放鞋。
肩上挎着一个用旧布缝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一支钢笔、一瓶墨水、两块橡皮、一支削好的铅笔。
还有那张准考证。
准考证是一张薄纸，上面有他的照片，有考场号，有一个红得发亮的圆公章。
他每隔一段路，就要伸手在书包外面按一按，确认那张纸还在。
考场设在县城中学。
他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那场面，他这辈子只见过一次。
人从校门口一直排到街口，黑压压的，像赶集，又比赶集静。
他站在人群里，往四周看。
有十七八岁的娃娃，脸冻得通红，缩着脖子背书。
有二十出头的知青，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上衣，怀里抱着一摞书。
有三十多岁的汉子，胡子拉碴，手上还是干活磨出的老茧。
也有四十来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还抱着一个旧帆布包。
他看见一对像父子的人站在墙根下，父亲在给儿子讲什么，儿子一边听一边点头。
他也看见一个女的，怀里抱着个孩子。
孩子睡着了，她把棉袄下摆盖在孩子身上。
张云高的嗓子有点发紧。
这一年，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走进了考场。
最后录取的，只有二十几万。
二十几分之一。
这几个数字，他在报纸上看了不止一遍。
每看一遍，心里就沉一下，又提一下。
沉的是那五百万。
提的是那二十几万。
既然有人能被录取，那为什么不能是我。
监考老师拿着名单在门口念。
“考场纪律，都听清楚了。”
“不许交头接耳。”
“不许夹带。”
“发现夹带，立即清出考场。”
有人咳嗽了一声。
有人在搓手。
有人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拧上又拧开。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置。
桌椅是旧的，桌面上刻着不知哪一届学生刻的字，还有用小刀划出的深深浅浅的沟。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掌心贴着冰凉的木头。
手背上有一道一道的口子，是冬天冻裂的，红着，还没结痂。
铃响了。
那一声铃，响得人心里一颤。
卷子发下来。
油印的，纸有点薄，字迹黑里透蓝，还带着一股油墨味。
张云高没有先做题。
他把卷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直接翻到最后。
作文题在最后一页。
两道。
任选一道。
第一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第二道，《紧跟华主席，高唱〈东方红〉》。
张云高盯着那两行字，看了足有五秒钟。
然后他乐了。
是那种从胸口底下冒上来的乐。
嘴角压都压不住。
他几乎没有犹豫。
他选定了《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他甚至没有花时间去分清另一道题里写的是“高唱”还是“永唱”。
用不着了。
因为他肚子里，正好装着这个题。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是叶剑英元帅那首《攻关》诗里的两句。
全诗他记得清清楚楚：“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这首诗发表的时候，他在报纸上读过，也在学校的政治学习会上听人念过。
他当时就抄在本子上。
抄的时候，手指还有点抖。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这句话，他念了很多遍。
念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
攻城，他攻不了。
攻书，他还攻得动。
同一时期，报纸上登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地质之光》。
他找来读，读得眼睛发涩。
后来又读到陈景润的故事。
一个人在六平方米的小屋里，就着一盏灯，算了几麻袋的草稿纸。
酸到人瘦得脱了形，走路都要扶着墙。
张云高读完那段，坐在门槛上发了很久的呆。
他不是感动，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着了。
他想，人家那是摘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呢。
我连一个饭碗都还没摘到手。
可这道理是一样的。
科学有险阻。
苦战能过关。
所以当他在试卷上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感觉自己有话可说。
而且话很多。
对语文的知识题，张云高是有底气的。
他按顺序往下答。
拼音，字词，语法，阅读。
一边答，一边脑子里在转作文的架子。
第一段怎么起，第二段举什么例子，第三段怎么拐一个弯。
结尾要收得亮，要让人眼前一亮。
他答得很顺。
那种顺，不是轻飘的顺，是一锄头下去正落在松土上的顺。
答到中间，他停了一下笔。
他从脑子深处翻出一句话。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马克思的话。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两遍。
念第二遍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句要嵌进去。
嵌在文章最吃劲的地方，做那根撑起全篇的梁。
他写下去。
钢笔尖在纸上走，墨水有点涩，写出来的字有一点点洇。
他不计较。
字要正，要清，要让阅卷的人看得舒服。
手背上那几道口子，被纸边刮得有点疼。
疼他不管。
考试结束的铃声还没响，他的作文已经收尾了。
他停了一下，回头看结尾那几句话。
觉得不够亮。
他把最后两句划掉，重写。
写得更紧，更有劲。
“路再陡，脚是自己的。”
“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写完，他把笔放下，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接着他回头去做那道附加题。
二十分，古文加标点，再直译成现代汉语。
一看到这道题，他心里又是一乐。
古文他不怕。
他读过《古文观止》，也读过《中华活页文选》上的一些文章。
有的是借的，有的是在别人家墙上贴着的报纸上剪下来的。
他读的时候，不全懂。
不懂就硬啃。
啃一句，抄一句，抄完了再回头念。
那些“之乎者也”，在他嘴里嚼了几年，嚼出了味道。
所以这道题他做得极顺。
哪个地方该断，哪个地方该连，哪个字是虚，哪个字是实，他心里有数。
标点加完，他一句一句地译。
译完，他又从头看了一遍。
没有一个地方含糊。
铃响了。
监考老师喊“停笔”。
考场里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叹气声。
张云高把卷子理平，扣在桌上，站起来。
走出考场，太阳照在脸上，晒得人有点发晕。
外头已经炸了锅。
“没做完！我作文才写了一半！”
“附加题我压根没看懂！”
“那篇古文是哪儿出的？我一句都断不下来！”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
有人靠在墙上，眼睛发直。
有人在骂自己。
张云高从他们旁边走过去，没有说什么。
他心里明白。
这一科，他圆满地做完了。
第一科考完，张云高心里落下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一落，整个人的气势就不一样了。
第一科给了他的，不只是分数，是底气。
底气这东西，比分数还要紧。
第二科是数学。
张云高早有心理准备。
十一年前，他是个高一学生。
高一还没读完，书就断了。
一个只读到高一的人，去考高考的数学难题，那是不作奢望的。
他心里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能考多少算多少。
力争过及格线。
所以考数学的时候，他反倒是最松的。
不紧张。
也不发慌。
遇上难题，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会做就做，不会做就先放着，把能拿的分先捏在手里。
幸好李开银老师给他讲的那些复习重点，基本都考上了。
李开银是他的老同事，教数学的，为人厚道。
复习那阵子，李开银把自己压箱底的一套旧题拿给他。
“这几块，你重点看。”
“函数，方程，几何证明。”
“别的你来不及了。”
张云高就按着这几块啃。
他啃得很苦。
有些题，他白天在讲台上讲完小学的加减法，晚上回来做高中的方程，脑子转得像磨盘。
但他坐下来了。
所以数学这一场，他把自己预期的目标，基本完成了。
政、史、地三科，他考得都满意。
基本都在他准备的范围里，没有留下一道空白题。
政治卷子的最后一道，是二十分的大题。
题目是：谈谈“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张云高看到这行字的时候，几乎要在考场上笑出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六十周年。
那一天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长篇社论。
那篇社论他找来读了，读了三遍。
社论里总结的六点伟大意义，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
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一直到第六点，顺序都不能错。
他背的时候，是把社论抄在一张旧报纸背面的。
抄完了贴在灶屋的墙上。
烧火的时候看一眼，吃饭的时候看一眼，睡觉前再看一眼。
等到试卷发下来，他一打开，先找这道题。
找到了。
然后他一字不落地往下写。
六点，一点不落，一点不乱。
写完，他数了数字数，觉得还单薄。
他就在每一点后面补了两句自己的话。
补得不花哨，实在。
这道题的二十分，他拿得踏实。
说起来，他能押中这道题，也不是全凭运气。
他当了这么多年教师，年年都要琢磨学区内学生出的考题。
琢磨得多了，对命题就有点精准的认识。
什么叫“精准”？就是知道出题的人会往哪儿想。
所以复习那阵子，他一边看书，一边在心里换一个位子坐。
“如果我是命题人，我会出什么样的题目？”
这句问话，他在心里问了自己几十遍。
问完了，他就跟着感觉，去找前前后后两年的报纸来翻。
一份一份地翻，翻到手指发黑。
看到觉得是“热点”的，就圈起来。
圈完了，再一条一条誊抄到本子上。
那本子抄得密密麻麻，一页上挤着两三百个字。
进考场之前，他还把那本子翻开，把答案又浏览了一遍。
那时候他心里也没底。
这种猜，谁能说得准。
没想到，果然预感对了。
史地考完，他从考场走出来，人还没走下台阶。
一个学长从人堆里挤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张云高！”
“嗯？”
“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哪里？”
“堪培拉。”
张云高脱口而出。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胸口是挺起来的。
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大洋洲最大国家的首都，我能不记住吗。
“不是悉尼吗？”学长愣了。
“不是啊。”
张云高笑了笑。
“悉尼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不是首都。”
“坏了！”
学长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坏了坏了！我只知道悉尼出名！”
他站在台阶下，脸上的表情像被人抽了一巴掌。
张云高看着他，忽然有点不忍。
这一分两分，对有些人是一分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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