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4章 张云高的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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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些人，是一年，两年，一辈子。
他没有再说什么安慰的话。
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合适。
他只是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往人群外头走。
世事沧桑。
张云高自己也没想到，四十年后的二〇一八年春节，他的小孩子能带着他们一家，真的到那片土地上去走一走。
站在堪培拉的湖边，他会忽然想起一九七七年冬天这个台阶。
想起那个抓着他胳膊问“不是悉尼吗”的学长。
那时候，谁都没有想到，日子能过到那么远。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考英语。
英语是选考科目。
只有报考外语、外事这一类涉外专业的考生，才非考不可。
昨天还熙熙攘攘的考点，今天上午忽然只剩一个考场。
二十多名考生。
空下来的考场，桌椅排得整整齐齐，一间一间地空着。
风从走廊里穿过去，能听见回音。
张云高坐在里面，觉得有点寂寥，又有点得意。
这一年英语只算参考分。
可他抱着极大的希望。
他是报考英语专业的人。
不考出个模样来，对不起自己。
卷子发下来，他先过一遍。
大部分试题他都熟悉。
包括英译汉。
水到渠成。
他尤其得意的是那两个字。
“山山水水”。
英文是“ountasandhills，riversandstreas”。
他译的时候，笔尖没有停。
“ountasandhills”，山和丘陵。
“riversandstreas”，大河和小溪。
合起来，就是“山山水水”。
灵感闪上来的那一刹那，他心里是何等的窃喜。
他几乎想拍一下桌子。
不少人把它译成“大山和小山，大河和小河”。
何其拙也。
一个“山山水水”，四个字，气象就全出来了。
他心里美了一阵。
紧接着，最后那两大段汉译音，把他按住了。
他原本估计，汉译英也就是几个单句。
一句一句地译，主谓宾摆清楚就行。
他从来没想到，会出来这么跟文章一样的大段大段的东西。
更没想到，命题人会出内容对他这么生疏的试题。
张云高心里骂了一句。
这真的是在“烤”人了。
一段是说数学家陈景润。
说他怎么刻苦攻关，怎么摘取数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怎么填补了科学的空白。
另一段是讲周恩来总理。
说他如何勤勉工作，为人民操劳，每天工作到“东方红”。
“东方红”三个字，在这里不是歌名，是天亮。
是那种一直工作到广播里响起《东方红》的天亮。
张云高盯着那两段英文，太阳穴上跳了一下。
他先把笔放下。
闭了一下眼睛。
再睁开。
他告诉自己，稳住。
大段不可怕。
大段就是一句一句堆起来的。
他拿铅笔在草稿纸上把大段划开。
一句，一道竖线。
一句，一道竖线。
划完了，他数了数，一共十一句。
十一句，就是十一道门槛。
一道一道地翻。
先找准句型。
是主系表，还是主谓宾。
是从句套着从句，还是并列。
找准了，再找词。
词不够，就换一个意思最近的。
绝不能空着。
他一句一句地攻。
攻到第七局的时候，铃还没响。
攻完第十一句，他把笔一放。
手心全是汗，把草稿纸的边都洇软了。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得极慢。
还有时间。
他把整段通读了一遍。
有几处，他觉得不够顺。
改了。
有两处，词用得不准。
也改了。
考场里陆陆续续有人交卷。
张云高一直坐到铃响。
全卷一百零几分，如果要扣，只能扣在这里。
别的地方，扣不动。
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很亮。
他抬头看了一眼太阳。
心里轻松愉快，像卸了一副担子。
有人问他：“考得怎么样？”
张云高说：“不知道别人考得如何。”
这话不是客套。
是真话。
他只知道自己的。
关心他的人都笑了。
“你这个人，就是不吭声。”
“吭声有什么用。”
张云高把书包甩到背上，慢慢地往车站走。
他知道，剩下的，就是静候消息。
消息来得比他想的快。
大概过了半个月。
那天下午，他正在教室里给学生讲一道除法。
校长在门外敲了敲窗。
“云高，你出来一下。”
他出去。
校长手里捏着一张纸。
“初选通知。”
“你上了。”
张云高接过那张纸。
纸很薄。
上面写着，要求他到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参加英语口试。
他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名字。
第二遍，看地点。
第三遍，才敢相信那是真的。
他的手在抖。
抖得纸边都在轻轻地颤。
那天晚上，家里没点灯。
妻子问：“咋不点灯？”
“点了灯，我怕这是做梦。”
妻子骂了他一句。
然后就哭了。
第二天，他得提前一天赶到安庆。
从公社到县城，从县城到安庆，一路要换两趟车。
长途汽车是那种老式的，车厢里挤得人贴着人，汽油味混着烟味。
张云高坐在靠窗的位子上。
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一块出来。
看着外头的田，一亩一亩地往后退。
到安庆，天快黑了。
他找了个最便宜的旅社。
一晚上五毛钱，一间屋睡四个人。
床是木板床，铺的褥子薄得能看见底下的板缝。
他把书包枕在头下。
一夜没怎么睡。
不是紧张，是舍不得睡。
他觉得这个夜里，每一分钟都是他挣来的。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洗了脸。
把头发用手沾着水，抿了两下。
然后把那双鞋从书包里拿出来。
那是一双解放鞋。
是他所有鞋里最好的一双。
旧，但是合脚。
鞋面洗得发白，颜色淡了，反倒恰到好处，比新的还好看。
他一点一点把鞋带系紧。
洗完了，站起来，跺了两下脚。
他觉得脚底下有劲。
走出旅社，安庆的街上已经有人了。
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白汽，油条在锅里翻滚。
自行车铃铛响得清脆。
有人穿着呢子大衣，有人穿着皮鞋。
张云高走在这些人中间。
他的蓝布棉袄旧了。
他的解放鞋褪了色。
可他不觉得矮。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副被压了这么多年的身子，变得高大了。
心里头暖洋洋的，是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暖。
他自己都觉得好笑。
一个代课的、种过地的、三十来岁的人，走在安庆的大街上，居然有了这种心思。
可他就是有。
藏都藏不住。
英语口试在安庆师范大学老校区。
进了校门，他先在人堆里找熟人。
找了一圈。
一张熟悉的脸都没有。
他熟悉的那些考生，没有一个人来。
他不甘心。
他想找一个人。
那个在安庆地区造纸厂工作的考生。
那人的父亲，是上海某所大学的教授。
那人跟他同一个考场。
考英语的时候，就坐在他斜后方。
张云高绕着口试的考生队伍走了好几圈。
从前头走到后头。
从走廊走到院子。
没有。
那人没来。
考前大家都在传说，那人的英语挺好。
说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仰望。
张云高也仰望过。
他当时想，人家是教授的儿子，从小听的就不是本地话。
这一科，人家是有底子的。
现在，高下立判。
到了口试，人没来。
那说明什么，不用说明。
张云高心里没有快意。
只是有点凉。
这一场考试，像一把筛子。
筛下去的，不知道有多少是有本事的，只是没能来。
英语口试是严肃的。
也是严格的。
听说口试的老师，都是从大学里抽调来的。
一个个穿得整齐，说话慢，眼睛很亮。
每个考生抽签，定了内容才能进去。
先是读句子。
再是读一篇短文。
然后老师就着短文提问，考生用英语答。
一个考生一般要二十分钟左右。
轮到他，他进去，鞠了一躬。
抽了签。
签上的号码，他捏在手心里，捏出了一层汗。
读句子。
读短文。
老师提问。
他听得很仔细，答得也稳。
有的词一时想不起来，他就换一个说法绕过去。
老师没有打断他。
最后，老师点了点头。
那一下点头，张云高记了一辈子。
等最终成绩出来，张云高的英语高考成绩，位列安庆市第一名。
这个结果，和他十二年前中考的英语成绩，一模一样。
十二年前。
那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
现在，他三十来岁，手背上有冻裂的口子，袖口上补过两道。
十二年前的第一名，中间隔了整整十二年的你。
他站在泥里，居然又把这个第一名，捡了回来。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旅社的木板床上坐了很久。
屋里没有灯，走廊上的灯透进来一点昏黄。
他把两只手摊开，看自己掌心的纹路。
他想起很多事。
想起在生产队里挑粪。
想起赤脚教师那些日子，走在田埂上，裤脚上全是泥。
想起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第二天擤出来的鼻涕是黑的。
想起妻子把两个本来要换盐的鸡蛋煮给他吃。
辛酸的人啊，也得到了欢乐的体验。
这欢乐是知识给的。
这话他在心里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念到第二遍，眼睛就热了。
他没有哭。
他只是把手掌合起来，又摊开。
填志愿是在高考之后，紧跟着就办。
表格发到手里，别人都在琢磨。
琢磨学校，琢磨专业，琢磨哪个地方将来有出息。
张云高不琢磨。
他想得最简单。
不费脑筋。
只要能被录取就好。
只要能脱离农村就好。
这话说出来，有人说他没志气。
张云高笑笑。
志气这东西，得先有肚子撑着。
肚子空着的人谈志气，那是唱戏。
他当过两年多的“赤脚教师”。
又当过六年的代课教师。
在生产队里，他还干过一些时日的农活。
这样奇奇怪怪的遭遇，让他最懂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一纸“临时”，能压得人十年不敢喘大气。
现实是，一个三十来岁、有家室的人，不能只为自己活。
“我这样的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是饭碗。”
“是有保障的铁饭碗。”
“是吃国家供应的口粮，而不是自己种的口粮。”
他在心里把这几句话摆得清清楚楚。
他以往的“狂妄”和“野心”，早已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
年轻的时候，他也想过一些大的。
想过走出去，想过干一番什么。
现在他不想了。
现在他只想，把一家人的日子，安稳地放下来。
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他的笔很稳。
他一心想进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
理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这里离家最近。
离家近，就能兼顾照顾家人。
星期六能回去，星期日能回来。
家里有事，能赶得上。
地里的活，能搭把手。
娃发烧，能抱着去卫生院。
就这些。
别的理由，一条都没有。
他只填报了这所大学的英语和中文两个专业。
其他学校，一概不填。
其他专业，一个不写。
有人劝他多填几个，稳妥。
“万一这个不中呢？”
“不中就不中。”
“不中你不就白考了？”
“白考也是考了。”
他说得很平。
其实他心里不是不怕。
他怕。
怕得晚上躺在炕上，眼睛睁着看房顶。
可他还是只填了这两个。
因为在他心里，除了这两个，别的都不算“过日子”。
志愿表交上去之前，出了一件事。
他的老师，查文彦先生，听说了他的志愿。
查先生是他念书时候的老师。
头发已经白了，走路有点佝偻，说话还是那么慢。
查先生把志愿表拿在手里，看了半天。
“你就填这一个？”
“就填这一个。”
“云高啊。”
“先生。”
查先生没有再说别的。
他回屋，铺开信纸，拿出一支笔。
他给在安师大安庆教学点担任领导的学生石某，写了一封信。
信写得很长。
一笔一画，写得很稳。
信里介绍了张云高的情况。
说了他的经历。
说了他的成绩。
说了他这些年的不容易。
也说了张云高想被录取到该校学习的愿望。
最后，查先生在信里写了一句：
“请在原则范围内，照顾一下他填的志愿。”
写完，他把信封好，贴上邮票。
邮票是他自己抽屉里存的，八分一张。
他把信交给张云高。
“拿去吧。”
“先生……”
“送过去。”
“我该怎么谢您。”
查先生摆了摆手。
“你要是能读出来，就是谢我。”
张云高把信揣在怀里。
那封信的纸有点硬，隔着棉袄，能摸到边。
他往邮局走。
街上风大，他把棉袄领子往上竖了竖。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把信又摸出来看了一眼。
信封上的字是查先生的笔迹。
一笔一画，都是下了功夫的。
他把信放回去，重新揣好。
这一封信，他不知道能不能顶用。
但他知道，这封信里装的，是一个老先生对一个人的看重。
天很冷。
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走得很快。
张云高也走得很快。
他的解放鞋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前面是邮局。
绿色的邮筒立在路边，筒口被磨得发亮。
他走过去。
在把信投进去之前，他又停了一下。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
灰白灰白的，像要下雪。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想起考场里那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想起他写的那两句：路再陡，脚是自己的；山再高，人是要上去的。
他把信投了进去。
“咚”的一声，很轻。
可他自己听见了。
那一声，像什么东西，落在了很远的地方。
他转过身，往回走。
后面的事，他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那封信会不会被看到。
不知道那个“原则范围内”究竟有多大的范围。
不知道自己这三十来岁的年纪，会不会在第一轮就被划掉。
不知道明年三月，他能不能坐在安庆那间教室的最后一排。
他只知道，眼下他要回去。
回去教书。
回去备课。
回去在煤油灯下把灯芯往上挑一挑。
路还在脚下。
风还在往脸上刮。
他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加快了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