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6章 心啊，你慢点儿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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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夜晚，他躺在苇席上，听着外头的风，一遍一遍地想：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他重新拿起笔。
“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难道就真的不想上大学？”
“难道在党需要的时刻，会无动于衷，逃之夭夭？”
“不。”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时刻准备着升入大学，继续深造。”
他写得快，字有点飘。
写到这里，委屈上来了。
不是一点一点上来的。
是“哗”一下涌上来的。
他想起父亲扫厕所。
他想起母亲攒鸡蛋。
他想起自己站在公社办公室门口，对周干事说“不让我考，我不认”。
他想起那封寄给报社的信。
他想起那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红章。
他的笔，重重地落在纸上。
“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
写这一句时，他眼睛发热。
他眨了眨眼，把眼泪逼回去。
考场里不能哭。
哭了，就是“情绪不稳定”。
就是“思想有问题”。
他继续写。
“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
“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
“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写“北斗”两个字，他的手停了一下。
村口那个土坡。
那七颗钉子一样的星。
他仰着头，看了很久。
那时候他不敢说的话，现在写在了纸上。
他继续。
“我相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所谓教师是‘臭老九’谬谬论，只是一股暂时弥盖蓝天的乌云。”
“是不可一世的反动叫嚣。”
“我长呼北斗，横眉‘四海’。”
“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
写完最后一句，他把笔一放。
笔在桌上滚了半圈，停住。
他坐在那里，胸口起伏。
试卷上的字，一行一行，蓝黑色，有些地方被手腕蹭糊了。
他忽然觉得轻松。
那种轻松，很奇怪。
像一根绳子勒了五年，忽然松了。
像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待久了，忽然看见门缝里透进一线光。
他后来才明白，人为什么爱哭。
哭出来，闹出来，心里的不快就散了。
意难平，也就平了。
但当时他不懂。
当时他只觉得，手心不抖了，呼吸也顺了。
他抬起头。
监考老师正站在讲台前，看墙上的钟。
钟走到十点四十。
他低下头，接着写。
他写华主席。
他写粉碎“四人帮”。
他写自己接到准考证时的心情。
“当我颤动着双手，接到准考证的时候，心啊，如卷起的春潮，热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眼望着这张珍贵的准考证，口里嗫嚅地反复说道……”
“华主席啊，您真好，真好！”
“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接受祖国的挑选，用自己的行动向党汇报。”
他写结尾。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让我把心中的花儿向党尽情地倾倒。”
“党啊，华主席啊，我很想升大学，但请您相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早就作好了。”
“在未来的峥嵘岁月里，无论是拿锄头，还是拿榔头，还是捧书本，我都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长征，永不动摇。”
“有多少真实的感情要向党汇报。”
“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
写完最后一个标点，他把笔搁下。
他坐在那里，好一会儿没动。
窗外的麻雀又飞回来了，落在枝上，抖了抖羽毛。
他忽然想笑。
不是高兴的笑。
是那种把心里的东西全倒出来以后，空落落的、发飘的笑。
铃响了。
监考老师说：“停笔。”
他站起来，把试卷交上去。
交卷的时候，他看了一眼试卷上的字。
密密麻麻，一行一行，像一条条小河。
他回到招待所，倒头就睡。
那一觉，他睡了十二个钟头。
考完的第二天，他坐拖拉机回大队。
车斗里还是那三十来个人。
有人对答案，有人骂题难，有人一声不吭。
谢柳青靠着车斗栏杆，闭着眼。
风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回到大队，他照常上工。
挑土，修渠，打谷。
他不再提考试的事。
有人问：“考得咋样？”
他说：“考完了。”
就这三个字。
他不敢说好。
也不敢说不好。
那年冬天，他一直在等。
等得心里发毛的时候，他就去村口土坡上坐一会儿。
北斗还是那七颗。
他不再仰望了。
他低头看脚下的土。
腊月里，大队杀了一头猪。
猪肉分到各家，他家分了二斤半。
母亲把肉炖了，盛了一碗给他。
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母亲问：“咋了？”
他说：“娘，你说我能考上不？”
母亲没答。
母亲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说：“先吃肉。”
那碗肉，他吃完了。
肉炖得烂，汤上浮着一层油，油花在灯下泛着黄。
他不知道，就在他吃肉的那几天，岳阳的阅卷场上，他的卷子正被人翻开。
阅卷点在岳阳。
一栋两层楼，窗户上贴着“保密”两个字。
走廊里静，只有翻纸的声音。
试卷是密封装订的，封头糊着纸条，编号在外头。
阅卷老师一人一摞，红笔搁在手边。
红笔是蘸水笔，笔尖粗，一划一道红。
谢柳青的卷子，分到一个姓陈的老师手里。
陈老师五十来岁，教了半辈子语文，改作文改得眼睛花。
他把卷子从头看到尾。
基础题，几乎全对。
作文，他从第一行开始读。
读到“心啊，你慢点儿跳”，他眉毛动了一下。
读到“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他把笔放下了。
读到“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脸色变了。
他坐在那里，半天没动。
旁边的老师探头问：“咋了？”
陈老师把卷子往那边推了推，说：“你看。”
那位老师看了两行，把卷子推回来。
那位老师说：“这不能给分。”
陈老师说：“我知道。”
他提起红笔。
笔尖悬在卷面上。
他写下两个字。
“0分。”
理由写在评语栏里，很短。
“借‘向党说’之机，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健康，未完成自我思想改造。”
那一横“0”，画得圆，红得刺眼。
按规定，满分卷和零分卷，都要进复查。
复查小组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
卷子摊在中间。
一盏白炽灯吊在头顶，灯泡上蒙着一层灰，光有点黄。
组长先开口：“大家看看，这篇作文，零分，有没有异议？”
第一个发言的老师推了推眼镜。
他说：“我同意零分。‘怒火在胸中燃烧’，这是什么话？向党说，能这么说？”
第二个老师点头。
他说：“‘期望着东方的拂晓’，这是什么意思？是说现在天还没亮？”
“这话往深了想，问题就大了。”
第三个老师没说话。
第四个老师把卷子拿过去，从头又读了一遍。
他读完，把卷子放下。
他说：“我倒觉得，这是真情。”
“‘臭老九’的孩子，五年五次招考，一次不让报，换你，你心里平不平？”
屋里静了一下。
第五个老师咳了一声。
他说：“平不平是平不平，写不写是写不写。”
“考场不是诉苦的地方。”
“这是政治立场问题。”
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烟头堆了一小堆。
组长敲了敲桌子。
组长说：“少数服从多数。”
“维持零分。”
组长在复查单上签了字，笔尖在纸上划了一道，声音很轻。
散会的时候，第四个老师走在最后。
他把门带上，站在走廊里，摸出烟，点上。
他抽了半根，把烟摁灭在墙角的砖缝里。
他回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抽出一张信纸。
信纸是单位发的，上头印着红色抬头，纸薄，能看见背面的字。
他坐下，开始抄。
一笔一画。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他抄得很慢。
抄到“北斗”，他停了停。
抄到“怒火”，他又停了停。
抄完，他把信纸折成四折，塞进棉袄内兜。
那兜贴着胸口。
他走出阅卷点，天已经黑了。
路灯下有人在扫雪，扫帚“沙沙”响。
他回到家，把信纸摊在桌上，又读了一遍。
第二天，他把抄本给了一个同事。
同事看完，说：“这文章，可惜了。”
第三天，抄本到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一个星期后，岳阳的知青点里，有人在小声念。
“心啊，你慢点儿跳……”
念的人念着念着，声音哑了。
听的人低着头，有人抹眼睛。
那间屋子里，炕上坐着七八个人，谁也没说话，只有念文章的声音。
抄本开始传。
先是岳阳。
然后长沙。
然后往北，往南。
抄本用的是各种纸，有信纸，有作业本撕下来的，有烟盒背面。
字也各式各样，有工整的，有潦草的，有的抄错了行，在边上补一句：“此处恐有误。”
有人说，这是一个“臭老九”的儿子写的。
有人说，这个人考了零分。
有人说，这个人都录取不了，还写什么。
传着传着，就传到了大领导的案头。
案头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文件、茶杯、一支钢笔。
大领导看完，把纸放下，问了一句：“这是哪里来的？”
秘书说：“岳阳，一份高考作文，判了零分。”
大领导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让教育厅去看看。”
1978年1月，湖南省教育部门派了专员，到了岳阳。
专员姓张，四十来岁，穿一件灰呢子大衣。
张专员在地区教育局开了个会。
会上，他把抄本拿出来，放在桌上。
张专员说：“这篇文章，我看了三遍。”
“我看不出哪里反动。”
“我看到的是一个青年五年的委屈。”
“这种委屈，不是他一个人的。”
屋里没人接话。
张专员说：“把阅卷老师都叫来，重新评。”
几天后，全体阅卷老师集中开会。
会场在地区招待所，一间大屋子，木椅子摆成几排。
木椅子上有编号，用白漆写的，漆掉了一半。
人坐齐了，张专员上台，说了几句开场话。
然后他说：“
王宗萍老师站起来了。
她四十来岁，短发，穿一件蓝布棉袄，手里拿着几页纸。
那几页纸，是她自己抄的，字迹清秀，行距很宽。
她走到台前，先清了清嗓子。
她开始念。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第一句念出来，底下有人抬头。
“让我静下来，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
她的声音不高，带着岳阳口音。
“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
念到这里，她的声音稳。
“1972年，我带着满腔的热情……”
念到这里，底下有人低下了头。
“五年了啊，五年了。”
“我听到了五年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
“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
念到这里，王宗萍的声音抖了一下。
她停了一秒，接着念。
“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
底下有人吸鼻子。
“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
念到这一句，屋子里有人哭了。
不是一个人。
是好几个人。
有人用手背抹脸，有人把头埋进臂弯，有人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
王宗萍自己也在抖。
她念叨“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时，声音已经哑了。
她念完最后一句。
“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
她把手里的纸放下。
屋子里静了几秒。
那几秒很长。
长到能听见窗外风刮过树梢的声音。
然后，掌声起来了。
先是几个人，然后是整屋子。
掌声“哗”地一下，把屋顶都快掀了。
有人一边拍手，一边擦眼泪。
有人站起来，站了一半，又坐下。
那天，这篇作文的分数，从“0”，改成了“满分”。
改分的单子上，“0”被划了一道横线，旁边写上“100”，笔迹很重。
消息传回大队，是公社的人带来的。
那天谢柳青正在渠上挑土。
扁担压在肩上，土筐晃。
有人从田埂上跑过来，喊：“柳青！柳青！”
他放下担子。
那人喘着气说：“你那个作文，满分了！”
谢柳青愣在那里。
他说：“啥？”
那人说：“满分！岳阳传遍了，你那篇作文，从零分改成满分了！”
他站在渠边，手里还攥着扁担。
扁担上的汗，凉了。
他没说话。
他只是把扁担往地上一插，蹲下去。
蹲在渠边的冻土上。
这一次，他哭了。
哭得很难看。
鼻涕眼泪一起下来，肩膀抖得厉害。
哭完了，他站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
他说：“走吧，土还没挑完。”
1977年的招生，时间赶。
分数改来改去，录取也拖。
谢柳青最后被湖南师范学院岳阳分院录取。
通知书来的时候，是腊月底。
通知书是一张纸，油印的，字是蓝的，右下角盖着学校的章。
信封上写着“录取通知书”五个字，是手写的，墨有点淡。
母亲拿着那张纸，手抖。
她不识字。
她让邻居念给她听。
邻居念完，母亲坐在门槛上，哭了。
父亲从公社回来，站在院子里，没进屋。
他把手里的扫帚靠在墙上。
他看着谢柳青，看了很久。
父亲说：“去了，好好念。”
谢柳青说：“嗯。”
父亲又说：“别给家里丢人。”
谢柳青说：“嗯。”
父亲转身进屋，背影有点弯。
1978年3月23日，谢柳青去学校报到。
那天有太阳，雪化了一半，路上都是泥，鞋底沾得厚。
学校在岳阳，几栋楼，一片操场，操场边的树刚发芽。
他提着帆布包，站在校门口。
门卫问他：“哪个系的？”
他说：“中文系。”
门卫看了看名单，说：“进去，左拐，二楼。”
他走进教室。
教室里坐着二十来个人，年龄差得大。
有十八九岁的，也有三十出头的。
有人穿中山装，有人穿旧军装，有人穿打补丁的棉袄。
他找了个靠后的位子坐下。
上课铃响，班主任进来。
班主任姓刘，四十来岁，戴眼镜，手里拿着点名册。
他点一个名字，一个人站起来，说“到”。
点到“谢柳青”。
他站起来。
班主任抬头看他一眼。
班主任说：“谢柳青同学，欢迎你。”
就这一句。
他坐下的时候，眼睛有点热。
他坐在那里，听着周围的翻书声，笔盒开合的声音，椅子挪动的声音。
他忽然想：我真的是一名大学生了。
报到没多久，《湖南教育》杂志登了这篇作文。
杂志是月刊，封面是白底红字，里页纸有点粗。
编者按写在前头，大意是：这次招生考试，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好作文，这里选载两篇。
第一篇，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
杂志在同学间传。
有人拿着杂志，跑到他桌前。
“谢柳青，这是你写的？”
他说：“是。”
那人把杂志往桌上一放，说：“行啊你。”
他笑了笑，没多说。
后来，手抄本越传越多。
版本有几十种。
有的抄错了字，有的添了几句，有的把结尾改了。
有一本手抄本，封面上写着“高（中专）考作文选载”，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粗。
翻开第一页，就是那篇作文。
再后来，这篇作文成了连续几届考生复习的范文。
有人背它，有人仿它。
有人背到“心啊，你慢点儿跳”，就背不下去了。
因为一背，就想哭。
很多年后，有人问谢柳青：“这篇作文，你当时准备了多久？”
谢柳青说：“没准备。”
“我做完卷子，用了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
“那是我五年来，心里一直在说的话。”
“写到最后一个字，我都还在激动。”
他把底卷留着。
那份底卷，是他考完后自己誊写的。
他数了一遍字，八百八十八个。
他把纸叠成四四方方，像一块小豆腐，塞进包里。
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纸软了，薄了，边角起了毛。
蓝黑的字，还是蓝的，一点没褪。
他有时候把纸摊开，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到“北斗”，他就想起村口那个土坡。
看到“老支书”，他就想起赵德厚按红手印的样子。
看到“臭老九”，他就想起父亲扫厕所的背影。
那张纸，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一张试卷了。
它是一段日子的证据。
那段日子，他在工棚的马灯下，给民工念《阿拉伯民间故事》。
念到“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民工们听得入神，有人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说书人还没讲。”
民工们就笑。
马灯的火苗在风里晃，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那段日子，他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台手扶拖拉机上，“轰啦啦”地区县城。
车斗里的人，冻得缩成一团。
有人说：“考上了，我请你们吃肉。”
有人说：“考上了，我先睡三天。”
有人说：“考上了，我要给我娘买一双棉鞋。”
谢柳青没说话。
他在心里说：考上了，我要给我爹买一条烟。
后来他真的买了。
烟是大前门，一条，用纸包着，父亲接过去，拆开，抽了一支。
父亲抽完，说：“这烟，劲儿大。”
然后父亲把烟盒收进抽屉，锁上。
那把锁，是铜的，锈了。
很多年后，谢柳青说起1977年的高考，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是一次民族的复活节。”
又说：“这是一场半睡半醒中的高考。”
他说，从1977年7月教育部确定恢复高考，到10月《人民日报》发出招生公告，再到12月考试，前后不过几个月。
领导层面已经知道，人才培养一天也不能再耽搁。
可整个社会，还没准备好。
思想还没完全解放。
所以才有“0分”变“满分”。
所以才有政审表上那一栏“曾受批判”。
所以才有体检、盖章、跑关系、写信。
那都是半睡半醒中的侧影。
1978年的高考，气氛就不一样了。
1977年冬天，五百七十万人进了考场。
社会上看见了读书的劲头，看见了学风。
街上有人捧着书走，公交车上有人背单词。
学校里，老师讲课的腰杆直了些。
谢柳青说，1977年的高考是起点。
“它影响了我的一生。”
此后，无论他做什么，他心里都揣着一份感激。
他说：“我跟主流社会的节奏是合拍的。”
“我对社会的所有看法，都是充满阳光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老了。
头发白了，走路慢了。
但他写字的手，还是稳的。
那份底卷，他后来又展开过一次。
纸摊在桌上，四角压着茶杯和书。
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到“心啊，你慢点儿跳”，他笑了。
他抬起头，对身边的人说：“你看，这字，当年写得多急。”
“急得都糊了。”
他说完，把纸轻轻叠回去。
还是四四方方。
还是像一块小豆腐。
他说：“这也是中国历史民间记忆的一部分。”
窗外有风。
风把窗帘吹起来一角。
阳光从那一角里进来，落在纸上。
蓝黑的字，亮了一下。
就像1977年12月17日那天上午，一个二十五岁的知青，把笔尖落在纸上。
心啊，你慢点儿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