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6章 心啊，你慢点儿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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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后，这张纸被装进一只透明塑料袋，纸边起了毛，蓝黑的字还发亮。
没人相信，它当年值零分。
更没人相信，它后来值满分。
这张纸，是一份高考作文底卷。
折起来，四四方方，像一块小豆腐。
展开来，八百八十八个字。
写字的人叫谢柳青。
1977年12月17日，湘北的早晨冷得像一块铁。
天没亮透，考场外的水洼结了薄冰，一脚踩上去，“咔嚓”一声，碎成一圈蛛网。
谢柳青把手插在袖筒里，指尖还是麻的。
他二十五岁，下乡五年，掌心有茧，指甲缝里那点黑泥，怎么洗都洗不净。
他兜里揣着一张准考证，硬纸片，被体温焐得发软。
上头印着他的名字、编号，还有一枚红章。
那枚章是圆的，印泥偏暗，边角糊了一点。
为了这枚章，他跑了整整两个月。
两个月前，他连报名的门都摸不着。
湖南省岳阳地区，冬月里的风刮过田埂，把稻草吹得“哗哗”响。
谢柳青所在的大队，离县城四十里。
那天傍晚，大队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
喇叭挂在老樟树上，外壳锈得发黄，声音一出来，半个公社都听得见。
播音员念的是中央的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
念到“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六个月，谢柳青正蹲在灶门口添柴。
他手一抖，一把稻草塞进去，火“轰”地窜起来，燎了眉毛。
他没躲。
他盯着灶膛里那团火，眼睛一眨不眨。
五年了。
他等这句话，等了五年。
1972年，他高中毕业。
那年他二十岁，个子高，书念得好，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念。
毕业照上，他站在最后一排，胸口别着一枚像章，笑得露出牙。
班主任拍他肩膀，说：“柳青，你要能上大学，准是个读书的料。”
三个月后，他背着铺盖卷，下了乡。
铺盖卷是用麻绳捆的，一头卷着棉被，一头塞着两本旧书。
一本《红楼梦》，一本《阿拉伯民间故事》。
书是他从父亲的书柜底下翻出来的，封面撕了，怕人看见。
他父亲是教师。
在那一阵，“教师”两个字，是贴在门上的黑字。
“臭老九”三个字，是用墨汁刷在墙上的，刷了三层，压不住底下的旧标语。
父亲被拉去公社中学扫厕所，扫了两年。
母亲在家喂鸡，两只母鸡，一天两个蛋，攒着换盐。
谢柳青下乡那天，父亲没来送。
父亲托人捎来一句话：“别写信，别回来。”
他把这句话记了五年。
知青点在村西头，三间土坯房，一间灶屋，一间男宿舍，一间女宿舍。
屋里一张木板床，稻草铺底，上面一层苇席。
冬天苇席冻得硬，翻身“咯吱”响。
他在这里学会了挑粪、插秧、扶犁、打谷。
也学会了闭嘴。
“闭嘴”是他自己总结的：不说家里，不提父亲，不谈大学。
有一年招推荐生，大队开会。
老支书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吧嗒吧嗒”响。
名单念到第三个，是个贫农的儿子，初中都没念完。
谢柳青坐在最后一排，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肉里。
散会时，老支书叫住他。
老支书说：“柳青，你书念得多，我知道。”
“可你这出身，我报上去，公社那一关过不去。”
谢柳青点点头。
他说：“叔，我懂。”
那天夜里，他一个人走到村口的土坡上。
北斗七星挂在天上，亮得像七颗钉子。
他仰着头，看了很久。
后来他在作文里写：“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
那不是编的。
那是他真干过的事。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一年一次推荐，一年一次落空。
他看着别人收拾行李，坐上公社的拖拉机，去城里报到。
拖拉机是东方红-20，车斗里垫着稻草，走一趟扬一路黄尘。
他站在村口，笑着挥手。
手放下来，掌心全是汗。
第五年，消息来了。
不是推荐，是考试。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那天公社的邮递员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绑着报纸捆。
谢柳青从田里跑回来，裤腿上还挂着泥。
他把报纸摊在灶台上，一个字一个字看。
“自愿报名。”
“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
他看了三遍，忽然蹲下去，双手抱住头。
灶膛里的火苗“噼啪”响，映得他后脖颈发红。
他没哭。
他只是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五年的石头，被人撬了一下。
撬动了，还没搬开。
第二天，他去大队部报名。
大队会计翻出一本新册子，扉页印着“报名登记表”。
表格是油印的，字迹发蓝，格子里还带着滚筒压过的痕。
会计问他：“家庭出身？”
谢柳青说：“父亲是教师。”
会计的笔停住了。
笔尖悬在纸上，洇出一个蓝点。
会计抬头看他一眼，说：“教师……填‘职员’吧。”
谢柳青说：“不能填职员，我爸就是教师。”
会计把笔一放，说：“那你这个表，我先不收。”
他在大队部站了半个钟头。
老支书从地里回来，裤脚卷到膝盖，脚上穿一双胶鞋。
老支书看了看表，又看了看他。
老支书说：“天教师。”
“实事求是。”
“出了问题，我签字。”
老支书叫赵德厚，四十来岁，识字不多，自己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
他在表格底下按了一个红手印。
手印按得重，纸都透了。
谢柳青把表格捧在手里，鞠了一躬。
老支书摆摆手，说：“快去公社，晚了人家下班。”
公社在镇上，十里路。
他一路小跑，棉袄后背湿了一片。
公社教育干事姓周，戴一副黑框眼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
周干事把表格翻来覆去看，最后停在一栏上。
“父亲职业：教师。”
“社会关系：父亲曾受批判。”
周干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周干事说：“小谢，你这个情况，我不好往上报。”
谢柳青问：“为什么？”
周干事说：“政策是政策，底下的口径是口径。”
“你这‘曾受批判’四个字，谁写的？”
谢柳青说：“大队实事求是写的。”
周干事笑了，笑得嘴角发凉。
周干事说：“实事求是是好事，可实事求是也能要人命。”
谢柳青没说话。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表格“哗啦”响。
他忽然开口。
他说：“周干事，我父亲教书三十年，教出去的学生，有当兵的，有当工人的，有当干部的。”
“他犯了什么错，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想考大学。”
“考不上，我认。”
“不让我考，我不认。”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
墙上的挂钟“嗒、嗒”响，钟摆一下一下，像敲在人太阳穴上。
周干事把表格往前推了推。
周干事说：“表留下。”
“我给你往县里送。”
“成不成，不在我。”
谢柳青说：“成不成，我都记您这一句。”
他走出公社大门，天已经黑透了。
路边的白杨树只剩枝桠，风一吹，呜呜地响。
他走回大队，脚底板磨出两个泡。
那晚他在工棚里给民工念《红楼梦》。
念到“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一个老民工说：“这书里的人，咋跟咱一样，说败就败了。”
谢柳青合上书，说：“人败了，书还在。”
老民工咂咂嘴，说：“书在，顶啥用？”
谢柳青没答。
他心里想：书在，就能考。
表送上去半个月，没信。
他又跑县城。
县城班车一天两趟，票价三毛五，车窗上结着霜，得用指甲刮开才看得见路。
他舍不得坐车。
四十里地，他走着去。
棉鞋底磨薄了，脚后跟冻裂，裂口渗血，袜子粘在肉上。
县招生办在教育局二楼，一间屋子，三张桌子，墙上贴着一张招生简章。
简章纸是白的，字是黑的，角落盖着公章。
他挤在人群里，踮着脚看。
旁边一个女知青小声念：“……政审合格，身体健康，方可报考。”
女知青念完，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谢柳青站在原地，把“政审合格”四个字嚼了一遍。
他回家写了一封信。
信封是母亲从柜底翻出来的，旧信封，边角发脆，八分钱的邮票，贴了两张才够。
信写给《湖南日报》编辑部。
他写得很短。
他写：“我是一个下乡五年的知青，父亲是教师，在运动中受过批判。我想报名参加高考，材料送到公社，迟迟没有回音。我不是来告状，我是来问一句：像我这样的人，还让不让考？”
信末他写了自己的名字、大队、公社。
他把信投进邮筒，手在邮筒口停了一会儿。
邮筒的铁皮冰凉，投信口像一张嘴。
信投进去，“咚”一声。
他站在邮局门口，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一个乡下知青，给省报写信。
谁会看？
第七天，公社来人了。
来的是县招生办的一个干部，姓李，骑一辆自行车，车铃不响，用嘴喊。
李干部在大队部把谢柳青叫过去。
李干部说：“你给报社写信了？”
谢柳青说：“写了。”
李干部说：“报社把信转到地区，地区转到县里。”
“县里让我来看看。”
谢柳青的手指在裤缝上蹭。
李干部说：“你的情况，我看了。”
“父亲是教师，受过批判，这是事实。”
“但你本人下乡五年，劳动表现，大队有鉴定。”
“鉴定上写的是‘吃苦耐劳，群众反映好’。”
李干部从包里抽出一张纸，抖了抖。
李干部说：“我给你签个意见，往上报。”
“能不能批，看地区。”
谢柳青问：“要多久？”
李干部说：“快的话，十天。”
“慢的话……”
他把话咽了。
谢柳青懂了。
慢的话，就赶不上考试。
那十天，他天天去大队部。
大队部门口有一条土路，路边的枯草被人踩平了。
他每天傍晚站在路口，等邮递员。
邮递员的自行车钥匙“叮铃”一声，声音脆，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
第九天，铃响了。
邮递员从车后架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信封上盖着地区招生办的红章。
他手抖，撕了三次才撕开。
里面一张纸，油印的，字不多。
“同意报考。”
理准考证。”
他站在路口，把那张纸看了又看。
风把纸吹得“哗啦”响，他用手压住。
他忽然蹲下去。
蹲在土路上，肩膀一抽一抽。
他没哭出声。
他只是觉得，胸口那块石头，终于被人搬开了。
搬开以后，里头全是空的，风一吹，呼呼地响。
报上名，离考试只剩一个月。
他白天上工，晚上复习。
复习没有课本。
他的高中课本，早被母亲拿去垫了箱底。
他跑到公社中学，找教过他的语文老师。
老师姓陈，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正在办公室改作业。
陈老师听他说完，愣了一会儿。
陈老师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翻了半天。
书架是木头的，漆掉了一半，最底层压着一摞旧课本，书脊用线缝过。
陈老师抽出一本《语文》，一本《数学》。
书页发黄，边上卷了角，里头用红笔写着批注。
陈老师说：“就这两本，你拿去。”
谢柳青说：“老师，您自己不用？”
陈老师摆摆手，说：“我用不着了。”
“我教了二十年书，教的学生里头，还没出一个大学生。”
“你去考。”
“考上了，算我一个。”
谢柳青把两本书抱在怀里，鞠了一躬。
他走出办公室，回头看了一眼。
陈老师站在窗前，背有点驼，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一个月，他睡在工棚。
工棚是看水渠用的，一间茅草棚，四根柱子，一张竹床。
夜里点一盏马灯。
马灯是铁皮的，玻璃罩熏黑了一半，灯芯拧到最小，火苗只有豆子大。
他就着这点光看书。
看到半夜，手冻僵了，他把手塞进棉袄里焐一会儿。
焐热了，再翻页。
同屋的民工翻身，嘟囔一句：“柳青，睡吧，明儿还得挑土。”
他说：“再看两页。”
两页看完，又两页。
他把《语文》从第一课翻到最后一课。
古文、白话文、应用文，一篇一篇抄。
抄完的纸，攒了厚厚一沓，用草绳捆着。
他不光抄课文。
他还抄报纸。
《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凡是能借到的，他都抄。
抄社论，抄评论，抄那些“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句子。
他不是喜欢那些句子。
他是练手。
他怕自己的笔，五年不用，生锈了。
考试前三天，大队给他开了证明。
证明上写：“同意谢柳青同志前往县城参加高考。”
底下盖大队章。
他拿着证明，去公社换介绍信。
介绍信是一张薄纸，盖公社章。
两个章，一红一红，压在同一张纸上，像两只眼睛。
他把介绍信折好，揣进贴身的口袋。
那口袋是母亲缝的，缝在棉袄里侧，针脚密。
母亲说：“钱丢了没事，这张纸不能丢。”
他又去县城体检。
体检在县医院，一间平房，窗户上糊着纸。
医生是个中年人，白大褂洗得发灰，脖子上挂一副听诊器。
医生让他脱鞋，量身高，称体重，听心肺。
听诊器贴在胸口，金属头冰得他一哆嗦。
医生说：“吸气。”
他吸。
医生说：“憋住。”
他憋。
医生把听诊器拿开，在表上打勾。
医生问：“以前得过什么病？”
他说：“没有。”
医生又问：“家里有结核没有？”
他说：“没有。”
医生抬眼看他一下，说：“想清楚，瞒了，将来查出来，学籍保不住。”
他说：“医生，我没瞒。”
医生低下头，又打了个勾。
最后一栏，医生写：“合格。”
“合格”两个字，写得很用力，钢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体检完，去照相。
照相馆在县城十字街，门面不大，玻璃柜里摆着几张黑白照片。
他坐在一条长凳上，背后是一块蓝布。
蓝布上有几道褶，摄影师用图钉往墙上按了按，没按平。
摄影师说：“头抬一点。”
他抬。
摄影师说：“别笑。”
他不笑。
“咔嚓”一声，灯闪了一下。
照片洗出来，二寸，黑白的。
他看着照片上的自己，觉得陌生。
照片上的人，脸瘦，眼睛深，嘴角往下压。
他想：这人怎么像欠了谁钱。
准考证发下来那天，他把照片贴上去，用手掌压了压。
照片角翘着，他用饭粒粘了粘。
饭粒是早上剩的，粘上去，干了以后发硬，像一小块胶。
考前一天，大队凑了三十来个人，去县城。
没有车。
公社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是常州产的，红色车头，车斗是铁皮焊的，边上一圈栏杆。
司机姓吴，脸上有一道疤，笑起来牙黄。
吴师傅说：“都上车斗，坐稳，路上颠。”
三十来个人往上爬。
有知青，有回乡青年，有公社干部的子弟。
有人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搪瓷缸和馍。
有人背着铺盖，说县城招待所睡不下，准备在候考室里蹲一夜。
谢柳青最后一个上车。
他背一个帆布包，包里是两本书、一支钢笔、一瓶墨水。
墨水是蓝黑的，玻璃瓶，瓶口用布塞着，怕洒。
吴师傅摇发动机，“突突突”几声，车头冒黑烟。
车斗里的人往后一仰，又往前一栽。
拖拉机上了土路。
土路坑坑洼洼，车斗“咣当咣当”，人坐在里头，牙都跟着颤。
风从车斗前面灌进来，割脸。
有人把棉被裹在身上，有人把麻袋顶在头上。
谢柳青缩在角落里，膝盖顶着下巴。
一路上没人说话。
只有发动机响，和偶尔一声咳嗽。
走了两个钟头，到县城。
天已经黑了。
县城的路灯昏黄，灯泡上罩着铁皮罩，光往下打，照出一圈黄。
他们被安排在县第二招待所。
招待所是一排平房，房檐下挂着冰凌，屋里一张床，两个人挤。
同屋的是个回乡青年，姓孙，考理科。
孙同学躺在被子里，翻来覆去。
孙同学说：“柳青，你复习得咋样？”
谢柳青说：“没底。”
孙同学说：“我也没底。”
“我听说，这次全国五百七十万人考，就招二十来万。”
“二三十个人里头，取一个。”
谢柳青没接话。
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只蜘蛛，趴在墙角，一动不动。
他忽然想起父亲。
父亲在公社中学扫厕所，冬天水冷，手上裂口，裂口里塞着白胶布。
父亲从没跟他说过一句“你要争气”。
父亲只说过：“别写信，别回来。”
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半张脸。
第二天早上，考场在县一中。
校门口站着两个人，戴红袖章，检查准考证。
红袖章是用别针别在棉袄袖子上的，别针锈了，扎出一小片黄。
谢柳青把准考证递过去。
检查的人看了一眼，又看他一眼。
“进去吧。”
他走进校门。
校园里静，只有脚步踩在冻土上的声音。
教学楼是两层的砖房，墙上刷着白灰，白灰掉了一块，露出红砖。
教室门口贴着考场号。
他找到自己的教室，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煤烟味，还有粉笔灰的味道，混在一起，钻进鼻子里。
铃响了。
监考老师开始发卷。
试卷是油印的，纸有点透，背面的字能看见影子。
他把试卷摊平，用手掌抹了一遍。
先看题。
前面的基础题，他做得快。
拼音、词语、改病句、文言翻译。
文言题考的是《劝学》里的一句，他前一夜刚抄过。
笔尖在纸上走，蓝黑的墨水，一笔一画。
做完基础题，他翻到最后一页。
作文题。
六个字。
《心中有话向党说》。
他盯着那六个字，心跳忽然快了。
“咚、咚、咚”。
不是紧张的那种跳。
是那种憋了五年、忽然有人把门打开一条缝的跳。
他觉得胸口发热。
他觉得手指发麻。
他把钢笔帽拧开，又拧上。
拧开，又拧上。
监考老师从过道走过，脚步很轻。
他低下头，在草稿纸上写下第一句。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
写完这一句，他停住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窗外是一排白杨，枝桠上落着几只麻雀。
麻雀忽然飞了。
他低下头，继续写。
“让我静下来，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把我真实的思想感情向党汇报。”
“心啊，你慢点儿跳……”
笔尖压得重，纸背都透了。
他写自己。
“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经常为此骄傲、自豪。”
“从我开始懂事，是党把我送到了学校。”
“在那里，我勤奋学习，刻苦用功……”
他写到这里，鼻子有点酸。
他想起小学。
小学在村里，一间祠堂改的，桌子是长条木板，凳子是自带的。
他成绩好，老师让他当学习委员。
学习委员的标志，是一块红布条，别在胸前，洗得发白。
他写自己下乡。
“1972年，我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离开了我心爱的学校。”
“来到了广阔天地里锻炼。”
“来到了老贫农、老支书家里报到。”
写到“老支书”，他脑子里浮出赵德厚按红手印的样子。
那个手印，按得重，纸都透了。
他的笔停了半秒。
然后继续。
“五年的风雨啊，使我学会了不少的知识，经受了贫下中农好思想好品德的熏陶……”
写到这里，作文本该收住了。
该歌颂，该表态，该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可他停不下来。
他心里的话，像开了闸的水。
他知道有些话不该写。
他知道考场里的每一张纸，都可能被装进档案。
他知道“诉苦”两个字，在那种年头，是可以压死人的。
可他还是写了。
“五年了啊，五年了。”
“我听到了五年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
“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
“我只是虚心接受再教育，勉励自己好好地接受劳动改造。”
写到这里，他的手腕开始抖。
他放下笔，把手压在膝盖上。
手心全是汗。
他想起了那些夜晚。
那些夜晚，工棚里点着马灯，他给民工念《红楼梦》，念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有人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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