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0章 差点没走进考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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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时候,肩上扛的是铺盖,心里扛的是怕。
回去的时候,铺盖还是那个铺盖,心里空了一块。
空的那块,叫“等”。
等待,是最磨人的。
从七月到九月,两个多月。
生产队的活照旧要上工,自留地的草照旧要拔。
尹宪辉人在家里,心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锄头抡到半空,停在那儿。
别人喊他,他应一声,眼睛还望着远处的山。
吃饭的时候,筷子夹着菜,半天不往嘴里送。
他娘看见了,把碗往他面前推了推。
“你这是咋了?”
“没咋。”
“成天闷着,一声不吭,像个老头。”他娘叹了口气,“唉,郁闷。”
那年的夏天,知了叫得特别凶。
院墙外的槐树上,一只知了能从晌午叫到天黑,一声接一声,把热天叫得更热。
尹宪辉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门槛上。
那门槛是整块的木头,磨得发亮,坐上去烫屁股。
他一坐就是半晌。
低着头,不说话。
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考上了没有。
压力不是一个人扛的。
是一家子扛的。
说是他一个人高考,其实是一家人在“备战高考”。
他在前头冲,全家在后头推。
从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公布恢复高考那天起,这一家子就动了。
娘把家务全揽了,他的衣裳不用洗,他的饭不用做。
姐姐替他下地,替他喂猪,替他去自留园里摘菜。
他爹在县城机关上班,一个月回来一趟。
回来就往学校跑。
找班主任,找任课老师,问:我儿子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功课跟得上吗?有没有偷懒?
他爹还给学校老师带过两回烟,一包“大前门”,用报纸包着,塞在人家抽屉里。
老师推回来,他又塞过去。
“不是别的意思,就是麻烦您多看着点。”
尹宪辉心里有本账。
这本账,他谁也没说过。
半年里,他娘替他洗了多少件衣裳,他姐替他锄了多少垄地,他爹跑了几趟学校。
他都记着。
所以那两个月,他怕的不是落榜。
他怕的是——对不起。
其实,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冬天,家里活少,他就住校。
天太冷,走路不方便。
一般一周回家一趟,背一兜子干粮,吃完了再回去拿。
开春暖和了,就不住校了。
每天来回跑,来回二十多里。
为什么跑?
为了回家干活。
自留地、自留园,拔草、浇水、施肥。
活干完了,天也黑了。
天黑了,才是他自己的时间。
每天晚上,饭后,一家人坐在火炕上。
炕上铺着苇席,席子旧了,边角都起了毛。
他娘和他姐织花边,绣花。
花边是出口的东西,一尺几毛钱,一晚上能织出一拃。
剩下的兄妹几个,围着一张木头小饭桌。
桌子擦得干干净净。
桌子中间,放一盏小油灯。
为了省油,全家共用一盏。灯芯捻得很细,火苗比黄豆粒大一点。
就在这一盏灯底下,几个人各看各的书。
夏天的夜里更难。
屋里闷,蚊子多。
蚊帐是粗布的,打了补丁,睡进去像钻进一个蒸笼。
他一个人用一盏灯。
这在当时,是厅局级干部待遇。
可他心里清楚,这一盏灯,烧的是家里的柴油钱。
一斤煤油,几毛钱,够买半斤盐。
他不敢想爹娘心疼成什么样。
油烟熏眼睛。
一晚上下来,两个鼻孔里全是黑灰,看出来是黑的。
额前的头发被火苗烤得卷了,有时候闻到一股焦糊味,才知道头发烧着了。
眼睛通红,脸灰黄。
有同学见了他,说:“你咋跟刚从牢里放出来似的。”
他笑笑。
最险的是打瞌睡。
学到后半夜,人往下出溜。
头一点,人就睡过去了。
灯没吹。
灯还亮着,火苗离蚊帐只有一拳远。
有一回,他娘起夜,看见蚊帐边上已经熏出一圈黄。
她一句话没说,把灯挪远了半尺。
第二天才告诉他:“你昨晚上差点把屋子点了。”
尹宪辉后背一凉。
从那以后,他学到再晚,也要把灯放得离床远一点。
可他还是熬。
白天背,晚上背。
一天十六个钟头,眼睛不离书。
脑子到最后,成了一盆糨糊。
看见字,字在纸上跳。
合上书,什么都想不起来。
天天熬到下半夜一两点。
清晨再爬起来,走二十里路去上学。
到了学校,接着熬。
他娘看在眼里。
每天下半夜,院门“吱呀”一声。
他娘披着一件单衣,头发花白,端着一只白瓷碗,颤巍巍地推开倒房的门。
碗里是开水冲泡的两个桃酥。
桃酥泡开了,浮在碗面上,一层油花,一股甜香。
“喝了再学。”
“娘,你睡吧。”
“喝了。”
尹宪辉接过来,一口一口喝。
甜的。
从嗓子眼一直暖到心里。
这个规格,全家只有他爹能享受。
两个桃酥,连他娘自己和小妹妹都捞不着。
那年月,桃酥是稀罕物,一斤要几两粮票,还得凭票供应。
两个桃酥的深情,到几十年后,还在烫着尹宪辉的心。
他爹还干过一件“大事”。
有一回,他爹从县里回来,进门就把一个纸包往桌上一放,神秘兮兮的。
“给你弄来的。”
打开,是一沓油印的纸。
封面上印着几个大字:《清华大学高考复习题解》。
“真的假的?”他娘问。
“管它真假。”他爹说,“人家教育局内部弄的,我托了三个人。”
尹宪辉捧着那沓纸,手都在抖。
油印的字,蓝黑色,一页一页,边角还带着油墨的印子。
他一夜没睡,从头翻到尾。
第二天跟同学说:“我有一本清华的题解。”
同学眼睛都直了:“借我看看。”
名号叫得响。
真的假的,谁也不知道。
可那沓纸,那半年里,被翻得起了毛边。
小油灯,照亮了大未来。
后来,兄妹几个,一个接一个考上大中专。
那盏灯,就从眼前,照进了心里。
住校的时候,反倒轻松。
轻松的不是身子,是气氛。
晚饭后,几个同学拿着复习提纲,往山里走。
学校北面有条公路,路两边是庄稼地,走一段有一棵白杨。
一边走一边背政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个我背串了。”
“再来一遍。”
学校南边有道杂石围墙。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拆掉了一截。
缺牙掉口的一段,一直没人修,整整两年就那样敞着。
这个缺口,倒是给了学生方便。
从墙上爬过去,跳下去,就是南边的麦地。
坐在地头上背。
沿着麦垄走,一边走一边背。
有时候,索性坐在墙头上。
两条腿垂下来,一晃一晃。
背着背着,抬头看看。
远处的山,一层一层,青得发蓝。
天边的云,白得像刚洗过。
地里的麦子黄了,风一过,一片一片地翻。
空气里有土味,有草味,有一点甜。
几只燕子从头顶掠过去。
一只蚂蚱“啪”地落在裤腿上。
喘口气,歇几秒钟,换换脑子。
再低头,接着背。
宿舍条件,说起来都难为情。
破旧木板铺成一排,就是床。
铺上麦秧草褥子,草叶子露在外头,扎人。
屋里有老鼠。
半夜“咚咚”地跑。
有时候啃了干粮。
有人早上起来,发现篓子里的饼子被咬掉一个角,剩下的照吃不误。
屋里味道大。
一双双胶鞋脱在床底下,臭脚丫子味,混着草腥味、汗味、霉味。
就那么住着,与老鼠同窝。
食堂管熥饭。
学生自己带米带面,装进条编的篓子里,篓子挂在墙上,或者塞在床底下。
吃饭的时候取出来,装进钢精饭盒——就是铝的,长方形的,盖子一按就“咔”一声。
送进食堂的铁架蒸笼里热。
铝饭盒用手一擦,就是一层灰黑色的粉。
那时候没人管这个。
吃饱,比什么都硬。
白菜汤,一分钱一大碗。
“内部价格”,只卖给本校学生。
那汤永远有一股铁腥味。
大铁锅熬的,锅底锈了,汤色发乌。
可还是有人抢。
因为便宜。
夏天最怕饭坏。
没有冰箱。
头天晚上的饼子,第二天就变味。
长一层白毛,村里人叫“胰毛”。
舍不得扔。
把外皮揭掉,剩下的熥一熥,接着吃。
有味,也往下咽。
那时候顾不上营养,顾不上卫生,先填饱肚皮才是硬道理。
至于吞下去的是粮还是草,谁也管不了。
后来尹宪辉想起来,说:苦难和贫穷,是生活给上的两堂课。
这两张卷子,他答及格了。
那些粗茶淡饭、补丁破衣,反倒给了他一点别的东西。
那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但它撑住了他。
考试完,人回了村,心还悬着。
悬了一个多月。
八月里的一天早晨,他娘从东屋出来,脸上带着笑。
“我昨晚做了个梦。”
一家人围在灶前。
“梦见咱东屋窗外,开了两朵大红花。”
“红得晃眼。”
“就开在窗户底下。”
他娘说完,自己先乐了。
“哈哈,兴许是个好兆头。”
尹宪辉站在灶边,手里还拿着烧火棍。
他心里动了动。
“两朵。”他小声说,“是不是我和我哥?”
他哥那年也考。
他哥的考场在县城,牟平一中。
兄弟俩,一个在西南片的三中,一个在县城。
一个走四十里路去考,一个坐班车去考。
那会儿,窗户外头,真种了几棵月季。
是他娘从邻家移来的,栽在窗根下,浇水、掐枝,养了两年。
花开得不算多。
两朵,正好。
分数是九月初公布的。
那天村里有人从公社回来,自行车还没停稳就喊。
“分数下来了!”
尹宪辉跑出去。
消息一层一层传:大专以上分数线,二百九十分。
他心里“咚”一下。
二百九。
他哥多少?他自己多少?
后来,确切的数出来了。
尹宪辉总分三百二十六点五分。
平均六十五分钟。
过了线,三十多分。
他哥也过了线。
那天晚上,家里没点那盏小油灯。
他爹从县城带回来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是新的。
灯点起来,屋子里亮得晃眼。
他娘坐在炕沿上,一直笑,一直抹眼睛。
他姐把锅里最后一点白面全下了。
煮了一锅面条,卧了两个鸡蛋。
那顿饭,吃得慢。
谁都不说话。
只是吃。
接下来是报志愿。
第一志愿,班主任宿百安老师给填的。
他的母校,全国八大学院之一——西安交通大学,锅炉专业。
宿老师填的时候,笔尖在纸上按了很久。
“报这个,有出息。”他说。
结果,分数不够。
没考上。
录取通知下来,是第三志愿:山东轻工业学院。
他哥录取到师范学校。
几年以后,妹妹也考上了中专。
一家兄妹三个,前后脚,都出了半城村。
消息传得比风快。
那会儿,村里没有电话。
一个村最多一部手摇电话机,黑色的,木壳,没有拨号盘。
打电话,得先摇。
摇把转几圈,发电,公社总机的接线员接了。
“接哪儿?”
“接某某村。”
接线员再给你摇过去。
这么麻烦,所以村里传话,全靠人跑。
录取通知书下来没几天,他爹捎话回来:去亲戚家报个喜。
兄弟俩奉命出发。
用尹宪辉自己的话说:嘚嘚瑟瑟地去报喜。
先去了二十里外的栖霞县铁口乡孔家庄村,他小姨家。
那天天不热,路是山路,翻两道梁。
进了院门,还没等两个人开口。
他小姨从屋里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
“早就知道啦!”
她笑着,把手在围裙上一擦。
“我一点儿都没寻思。”小姨说,“一听传话,我马上就说——‘三个半城村’,没有别人,肯定是俺妹家!”
“别人抢不去!”
“平时也都知道,俺家几个孩子学习好。”
尹宪辉站在院子里,愣住了。
他问:“姨,你咋知道的?”
“传的呗。”小姨说,“你们还没下来,我就知道了。”
他后来一直没想明白。
这消息是怎么跑的。
从半城村到孔家庄,二十里山路,中间隔着两个公社。
没人专门去传。
可它就是到了。
村里人议论:
“半城一家考上俩!”
“一个村出两个大学生,那年头,比谁家盖了新房还轰动”。
有人跑到他家院门口,探头探脑地看。
“是那俩小子不?”
“是。”
“啧啧。”
小息还长了翅膀。
飞到了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
传的话是:“观水半城,一家弟兄俩都考上了。”
他爹在县城机关上班。
有人跑来跟他说。
他爹听了,点了点头。
“知道了。”
脸上没什么表情。
心里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
最奇怪的是另一件事。
他爹在县城,竟然还知道了小儿子吃药过量的真相。
尹宪辉到现在都不明白。
民间的“传声筒”,怎么能神通到这种地步。
这么大的事,绕了多少道弯,还是钻进了他爹的耳朵。
尹宪辉自己,一个字都没说过。
他性格内向。
从小没有跟爹娘谈心的习惯。
再说,考完试那天,他早把这事忘到脑后了。
在他心里,那不过是——吃了点药,睡过了头,差点迟到。
没什么大不了。
他爹回家来,也没问。
一句都没问。
娘不知道。
哥也不知道——哥在县城考,压根不在三中。
这事,就那么悬着。
悬了两个月。
两个月后,一天晚上。
离开学没几天了。
尹宪辉要去泉城济南了。
行李已经捆好,放在炕边。
一床被子,一个搪瓷脸盆,一个铝饭盒,一个书包。
就这些。
那天晚上,他爹让他到堂屋来。
灯点着。
他爹坐在椅子上,没抽烟。
“坐下。”
尹宪辉坐下了。
那顿批评,是尹宪辉这辈子听过最凶的一次。
不是骂。
他爹说话不高。
一句一句,往人心里砸。
“你吃了几片药?”
“四片。”
“医生说几篇?”
“一片。”
“你知道四片是什么量?”
尹宪辉低着头,不敢答。
“是四倍。”
“你这条命,是从人家校医手里捡回来的。”
“你要是那天没醒过来,你娘这辈子怎么办?”
“你想过没有?”
屋里静得能听见灯声“噼”一声。
尹宪辉的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掐进了肉里。
他想说:我忘了。
他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什么都没说。
他爹停了很久。
然后说了一句,声音低下去:
“我不早点说你,是怕你考不好。”
“现在说,是怕你以后再出这种事。”
“到了济南,一个人在外头,没人管你。”
“药这个东西,你自己不能加量。”
“记死。”
尹宪辉这才明白。
他爹早就知道了。
而且,特别在意。
他一直没说。
是在等。
等一个最合适的时候。
那天晚上,尹宪辉回到自己屋里,躺下。
没点灯。
屋里黑着。
他睁着眼,看着屋顶。
屋顶是苇糊的,被烟熏得发黑。
他在心里,把那件事又过了一遍。
非那根。
冬眠灵。
四片。
一碗沙。
校医沉下去的脸。
十八岁那年,他什么都不懂。
他只知道自己抓住了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叫机会。
他不知道,抓住它有多难。
他也不知道,抓住它,会付出什么。
多年以后,尹宪辉写过一段话。
写完,给当年一起走那四十里路的同学看。
几个人看完,谁都没说话。
他写的是:
“早已远逝的场景氛围,如今想来依旧那么温馨感人,又令人心疼。”
“那破旧的平房,脏污零乱的床板、铺盖,让现在的我们情感复杂。”
“与今天类比,恍若隔世,如梦似幻。”
“简直不堪回首。”
可他还是想回去看一眼。
看一眼那排平房。
看一眼西头那块掉了漆的木头黑板。
看一眼那个缺牙掉口的杂石围墙。
看一眼院子里,蹲在墙根下、端着带沙的菜汤、十八岁的自己。
他想对那个男生说一句话。
只有一句。
“你能坐进那个考场。”
“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运气。”
那一年,牟平的沙土路上,走过很多这样的队伍。
每个公社都有一队,背着铺盖,拿着脸盆,走着去考试。
他们里头,有人考上了。
有人没考上。
有人考上了,却因为家里穷,没去念。
有人没考上,回了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没再提过那两天。
那是一个把希望重新发到每个人手里的年份。
发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接。
接得太用力,会摔。
接得太轻,会掉。
所以,那些青年学子,一个个战战兢兢。
尹宪辉也是。
他对高考期许太多了。
期许太多,就出状况。
那四片药,那碗沙,那个起不来的早晨。
都是期许压出来的。
好在,他最后还是走进了考场。
坐下,握笔。
笔尖落在糙纸上。
第一笔抖。
第二笔稳。
后来的事,村里人都知道。
半城一家,考上俩。
那盏小油灯,照亮了半城村一个普通农家的前程。
只有尹宪辉自己知道。
那盏灯底下,还有两个桃酥的甜。
还有一碗沙的醋。
还有四片药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