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2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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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泰往椅背上靠了靠，那把老木椅也跟着响了一下。他抬起一只手，往前摆了摆，像是在赶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我十六岁就从北边出来了。”他说，“那时候还没你这么大。跟着我舅舅跑货，从张掖那边往南，一走就是三个月。车上装的是盐、茶、粗布，还有几十斤的干货。路上不敢走大路，走沟里，走风口，有时候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

他说得很慢，声音比刚才低，像是那些话憋了很多年，终于找到个地方说。

“高原上做买卖，跟平地不一样。”宁泰说，“平地讲钱，这儿讲命。你货好，别人眼红；你路熟，别人就要堵你。你不狠，你的货就是别人的，你的命也是别人的。”

陈星灼听着，没打断。

“我二十三岁那年，在唐古拉带枪的。我这边四个人，我舅舅，我一个表兄，还有一个赶车的老汉。那一回，我舅舅没了，表兄也没了。老汉断了一条腿，活了下来。我身上三处口子，最狠的一处在肋下，缝了十几针，那地方现在还能摸着。”

他说着，抬手在左肋

“那七个人，后来只活下来一个。”宁泰说，“我留了他一条命，让他回去说，这条路，从今往后是我的。”

“那一年我二十三。”他说，“从那一回起，我才知道，什么叫生意。”

“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宁泰说，“舅舅死了，货没了，还欠着人家一笔钱。我身上缝着口子，在帐篷里躺了二十来天，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报仇，是去把欠的钱还上。我把车卖了，把皮袄卖了，最后连我舅舅留下的一块表也卖了。人家看我这个样子，说不用还了。我说不行，我要还。”

“为什么？”他自问自答，“因为我要让人知道，跟我宁泰做买卖，赔了也认账。这一句话，比十车货值钱。”

“第二年，我就把那七个人剩下那一个找出来了。”他说，“我没杀他。我让他跟着我跑车，跑了三年。三年里他替我把那条道上的关系一家一家走通。第四年，他自己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条路以后是我的。”

电暖器的铁皮又响了一声。

陈星灼的手指在枪管上没动。

她心里清楚，这些话不是白讲的。老头在铺垫。他要讲的东西，一半是真的，一半是给她听的。可她也不急着拆。人在讲自己的时候，藏不住东西，尤其是这种上了年纪、又刚刚死了孙子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可能会把不该说的也说出来。

“后来我就一站一站地做。”宁泰说，“昌都一个货栈，丁青一个，类乌齐那边也有一个。路走熟了，人就认得你了，货也肯赊给你。三十岁那年，从昌都到拉萨这条道上，盐和茶，我说了算一半。再往后，砖厂、车队、电站，也都有了。”

“昌都那个货栈，是我拿命换的。”他说，“原来那儿有个老掌柜，姓马，做了三十年。我年轻，抢不过他，就跟他耗。他抬价，我压价；他断我的货，我绕道走北线。耗了两年，他撑不住了，找我谈。谈的那天晚上，他带了六个人，我只带了两个。”

“谈完了，他的一条腿没了。”宁泰说，“我的一个伙计也没了。第二天，他把货栈盘给我，价钱压得很低。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小宁，你这人，做买卖太狠。我说，马掌柜，这地方做买卖，不狠活不下去。”

“他后来死在外头，听说是在路上被抢的。”宁泰说，“我给他家里送过一笔钱。”

他说这段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桩旧账。

陈星灼听着，心里把“太狠”这两个字记了下来。

他顿了顿。

“我这三个儿子，就是那几年生的。”他说，“我给他们请先生，教他们认字、算账。我自己没念过几年书，不想让他们跟我一样，一辈子在车上过夜。”

沙发上那两个人，听到这句，都往下低了低头。

圆脸的那个，把两只手放在膝上，搓了一下。

“我这一辈子，大风大浪没少见。”宁泰说，“我见过雪把整条路埋了，人只能弃车走；也见过一夜之间货价跌到底，几家老号一起关了门。我什么都扛过来了。我活到这个岁数，本来该在家坐着，看看孙子，喝口茶。”

他的声音低下去一点。

“结果天塌了。”

“那一天，我在昌都的宅子里。”宁泰说，“外面先是乱，后来就没声了。电话打不通，车开不出去。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天一天比一天暗，冷得连墙里的水都冻住了。”

“我三个儿子，两个在外头，一个在我身边。”他说，“老大在外头跑了半个月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车上只剩三个人。”

门边站着的宁家大爷，把头低得更低了些。

“后头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宁泰说，“我带着剩下的人，圈了这块地，昌都本来就是个大市。我第一年就把我库里的粮全拿出来了，一天两顿，稀是稀，可没人饿死。”

“那一年，苦。”他说，“头一批跟进来的人，三百多个。没房子，就在墙根底下搭棚子，棚子上压石头，怕风掀。夜里冷，得生炭盆，炭盆不多，轮着用。第一场大雪下来，压塌了七间棚子，死了十一个人，有两个是孩子。”

“我那时候天天在仓门口站着。”宁泰说，“不是怕人抢，是怕管仓的人自己先扣。人一饿，什么规矩都不算数。我站了三个月，站到腿肿。我跟我三个儿子说，谁要是从仓里多拿一口，就自己走，别在我眼前。”

“那三个月，我记着。”他说，“我不记苦，我记的是，没乱。”

“后来人就多了。”宁泰说，“外头逃过来的，一拨一拨。有从东边来的，有从南边来的，还有从阿里那边过来的。我收，但有规矩：进来的人，先干活，干满三个月，才给配给。干不动的，老人、孩子、孕妇，另算，每天半份。”

“这套规矩，后来一直用着。”他说，“用到今天。”

陈星灼听到这儿，眼皮抬了一下。

这套规矩，她太熟了。

“老爷子。”她说，“这套规矩，是你定的？”

宁泰看了她一眼：“是我定的。”

“那你知道，现在一天发几片吗？”

宁泰没有立刻答。

“一片半。”陈星灼说，“前天有人为了半块饼干，在物资点打起来了。巡逻队抓了七个人，押去西岭石场，一年。”

“我知道。”宁泰说。

“你知道。”陈星灼说，“你定的规矩，一开始是一天两顿。现在是一天一片半。中间这些年，粮去哪儿了？”

他抬起眼看陈星灼。

“这话你可能不爱听。”他说，“可我那年真是这么想的。我这一辈子，赚过狠钱，也做过狠事，可我不欠天。人到了这个岁数，想给自己积点东西。我那时候想的是，我把我这半辈子攒下的，拿出来一部分，让这些没地方去的人，有个活路。”

屋里静着。

“基地建起来，头两年，我还管。”宁泰说，“后来王海东能撑起来了，我就不管了。我这个岁数，管不动了。我就住在西边那院子，看看书，晒晒太阳，偶尔出来走一走。”

他伸手，把缸子往自己那边挪了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