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旧书（1/2）

第二百二十五章旧书

那本《曾文正公家书》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夜，邓枫翻来覆去没睡着。

天快亮的时候他起来了一次，走到窗前，把那本书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就着街对面路灯透进来的光，又看了一遍扉页上的那行字。字确实小，小得像是有人故意不让人看见。笔迹他不认识，不是妹妹的，也不是父亲的字。墨色发灰，不像新写的，但旧书摊上买来的书，谁也说不准那字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他合上书，在手里掂了掂。书很轻，纸页发脆，翻的时候要小心，不然会碎。这本书至少是十年前印的，民国十八年购于长沙——如果扉页上那行字是真的话。民国十八年，他还在德国，妹妹才十四岁。那一年父亲在长沙商会当理事，母亲已经走了三年。

他把书放回枕头底下，躺下来。天花板上的光斑慢慢移动，从左边移到右边，月亮在走。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徐恩曾的脸，秦淮河上的小船，旧书摊上那个笑得合不拢嘴的摊主。一本书，一句话，是有人故意放的，还是真的只是巧合？

天亮的时候他起来了。洗漱的时候照了照镜子，眼睛把那本书塞进公文包，出了门。

楼下，车已经在等了。林蔚站在车旁边，看见他，微微愣了一下，大概是被他的脸色吓了一跳，但没问什么，只是拉开车门。

“邓次长，先去侍从室还是先去德械师？”

“侍从室。”

车子驶出中山北路，汇入早高峰的车流。南京的早晨永远是这样——黄包车、自行车、行人在马路上挤成一团，喇叭声、铃铛声、叫骂声混在一起，嘈杂得让人头疼。邓枫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听着窗外的声音。忽然想起小时候在长沙，早晨也是这样，街上到处都是卖早点的摊子，馄饨、油条、豆腐脑，热气腾腾的。父亲有时候会带他出去吃，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一人一碗馄饨。父亲吃得很慢，他总是吃很快，吃完了就眼巴巴地看着父亲的碗。

到了侍从室，他刚坐下，林蔚就端了一杯茶进来。茶是热的，龙井，不是他平时喝的那种。他看了一眼林蔚。

“今天早上刚到的，明前龙井。”林蔚说，“陈长官让人送来的，说给您尝尝。”

邓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好茶，入口清甜，跟昨天徐恩曾给他泡的那种差不多。他放下茶杯，拿起桌上的文件开始批。德械师冬季换装的报告，第三战区请求增拨弹药的呈文，军政部关于整编进度的问询函。他一份一份地看，该签的签，该退的退，该写的意见写上去。写到第三份的时候，笔停了。

是军统送来的密报。内容不长，说的是第三战区最近的人事变动。名单里没有刘志远的名字，但有一句话让他多看了两遍：“原第三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刘志远，已调任后方勤务部，不再担任原职。”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然后继续往下看。密报的末尾，是军统对这次人事调动的评估意见：“该员无共谍嫌疑，但不宜继续留任前线。调离处理，较为妥当。”

他把密报放在一边，靠在椅背上。军统查了刘志远几个月，最后结论是“无共谍嫌疑”。但“无嫌疑”不等于“清白”，在军统的字典里，“无嫌疑”只是暂时没有证据。所以把他调离前线，放到后方去，既不得罪人，也不留后患。这是他们最常用的办法。

他拿起笔，在密报上批了“已阅”两个字，放进文件筐。然后打开公文包，把那本《曾文正公家书》取出来，放在桌上。

书在灯光下显得更旧了。封面磨得起毛，书脊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翻开来有一股霉味，像是从哪个老房子的角落里翻出来的。他翻开扉页，又看了一遍那行小字。“民国十八年购于长沙”——如果这本书真的是民国十八年在长沙买的，那它到南京来，至少经过了七八年。七八年里，它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扉页上那行更小的字，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

他把书翻到第一页。曾文正公的家书，从道光二十年写到同治十年，三十一年的信，他以前读过，在柏林的时候读过，在黄埔的时候也读过。那时候读，觉得曾国藩这个人太啰嗦，什么事都要写，写信像写日记。后来再读，慢慢看懂了。那些啰嗦里面，藏着一个人一辈子的挣扎。想做事，又怕做错事；想当官，又怕当不好官；想回家种地，又不甘心。

他翻到其中一页，停住了。那是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的信，曾国潘写给九弟国荃的。信里说：“弟此时以营务为重，则不宜常看书。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他把这段话看了两遍。曾国藩劝他弟弟不要一边办军务一边看书，说做事要专心。专心才能做得好。他把书合上，放在桌上，看着封面发了会儿呆。父亲当年把这本家书推荐给他，说的是“学学做人”。后来他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也看过这本书，说曾国藩这个人，“知人晓事”，但“其于民族大义，终有亏欠”。

他把书收进抽屉，锁好。不管那行字是谁写的，这本书现在在他手里，就不能让它再流出去。放在抽屉里，锁着，比什么都安全。

下午，陈诚打电话来，让他过去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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