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深层观测权限(1/2)
春节过后,樟城的春天来得迫不及待。老樟树一夜之间爆出新芽,嫩绿的碎叶在枝头颤动,像无数刚睁开的眼睛。苏北推开窗,湿润的空气带着泥土和植物的气息涌进来,他深深呼吸,感到某种蛰伏一冬的东西正在苏醒。
这种苏醒不止在自然里。
基金会在李想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更精耕细作的阶段。十五周年展览带来的关注度逐渐沉淀为实实在在的支持——几家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主动寻求合作,几位资深教育学者自愿担任顾问,甚至有两所师范院校提出共建实习基地。
但真正让苏北在意的,是来自基层的变化。
正月十六,陈校长打来电话,声音里压抑着兴奋:“苏先生,您得来一趟。有点特别的事。”
苏北到村小学时,发现操场上聚集了不少村民,男女老少都有。王婆婆、周老伯他们站在最前面,身后是孩子们。陈校长迎上来,低声解释:“都是自发来的。说想为学校做点事。”
原来,老人们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把孩子们做的手工、画的画、唱戏的视频拿给人看。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自己家乡的小学有了草编课、风筝课、戏曲课。有人感慨:“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些就好了。”更多人问:“能帮忙做点什么?”
于是就有了这场特殊的“座谈会”。没有领导讲话,没有流程安排,大家就搬着小板凳坐在操场上。阳光很好,老樟树的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
一个在外做装修的汉子先开口:“我别的没有,有力气。学校有什么要修的、要建的,说一声,我周末回来干。”
开小超市的妇女说:“我可以定期捐点文具、零食。不多,是个心意。”
最让苏北意外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是在外读大学或刚工作的“北翼学子”,春节回家听说这事,特意赶过来。
“我是学设计的,”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说,“可以帮学校做宣传册、活动海报。免费。”
“我是程序员,”一个清瘦的男生推推眼镜,“可以做个简单的网站,展示孩子们的作品。”
“我在幼儿园工作,”另一个女孩声音温柔,“可以分享一些幼儿教育的经验。”
王婆婆颤巍巍地站起来,旁边的小孙女赶紧扶住她。“我老婆子没什么本事,就会编个篮子。”她的声音不大,但操场上很安静,“但我有句话想说:这些课,不能停。”
她环视着在场的年轻人:“你们在外面见世面,好。但别忘了,根在这里。孩子们学这些,不是要他们将来都当手艺人,是要他们知道,咱们这片土地上,有过什么样的活法。”
周老伯也站起来,手里拿着那只“小传”风筝。“我这风筝,不值钱。但教孩子做风筝的这几个月,我睡得特别踏实。好像……好像这辈子没白活。”
老人们的话朴素,却像石子投入池塘,漾开层层涟漪。那个做程序的男生忽然说:“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比如,把王婆婆编篮子的过程拍成视频,配上解说,放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
“对!”设计专业的姑娘眼睛亮了,“还可以做系列。周爷爷的风筝,刘爷爷的竹编,李奶奶的玉米皮编织……每个手艺一个专题。”
“孩子们的作品也可以义卖,”超市老板娘说,“放我店里,卖的钱还投给学校。”
讨论越来越热烈,从简单的帮忙,发展到如何系统性地支持、记录、传播这些正在消逝的乡村智慧。苏北坐在人群边缘,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几笔。陈校长凑过来,小声问:“苏先生,您看这……”
“好事。”苏北放下笔,“但要记住:主体是村民和孩子们,我们只是facilitator——提供一点支持,搭建一些平台,但具体怎么做,让他们自己决定。”
“那基金会要介入吗?”
“要,但换个方式。”苏北看着阳光下热烈讨论的人们,“不再是‘我们帮助你们’,而是‘我们一起做点什么’。资金可以支持,但决策权要下放。比如,他们想拍视频,我们可以提供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拍什么、怎么拍,他们定。”
陈校长若有所思地点头。
那天下午,形成了几个具体的计划:成立“乡村记忆”小组,负责记录老手艺;开设“周末工坊”,请有特长的村民轮流来教课;建立“小小传承人”奖励机制,鼓励深入学习某项手艺的孩子。
沐阳全程坐在爸爸身边,眼睛瞪得大大的。回家路上,他问:“爸爸,为什么大家突然都想帮忙了?”
“因为人们看到了价值。”苏北推着自行车,让孩子坐在前杠,“以前大家觉得这些老手艺过时了,没用了。但现在,看到孩子们学得那么开心,看到老人们那么投入,突然发现——这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这是关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的问题。”
孩子想了想:“就像发现家里有个宝贝,以前没注意?”
“对。而且这个宝贝,越分享越亮。”
几天后,苏北接到李想的电话。年轻的主席声音里有种抑制不住的激动:“苏老师,您知道‘深层观测权限’吗?”
苏北一愣。这个词,他好像在基金会的某次战略讨论中听过,但没太在意。
“是这样,”李想快速解释,“我们分析了基金会十五年的数据,发现一个现象:那些成长得最好的‘北翼学子’,往往不是单纯接受帮助的,而是很早就在项目中承担了某种责任——比如当小辅导员,帮老师整理图书,组织学习小组。”
他顿了顿:“所以我们在想,能不能建立一个更系统的机制,让受助者不仅仅是‘接收端’,而是从一开始就参与项目的设计、执行、评估?我们称之为‘深层观测权限’——给他们权限,去观察、分析、甚至改变他们身处的环境。”
苏北感到心跳快了一拍。这个想法,和他最近在村小学看到的自发行动,隐隐呼应。
“具体怎么做?”
“我们选了三个试点。”李想显然深思熟虑过,“一个在云南山区,让初中生参与设计家乡的生态保护方案;一个在江西农村,让高中生调研本地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和出路;还有一个……就在樟城,我们想支持村小学那个‘乡村记忆’小组,让他们系统地记录老手艺,并探索现代传承的可能。”
“需要我做什么?”
“需要您当顾问。不是指导,是陪伴——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经验,在他们走偏时温柔纠偏,最重要的是,在他们需要肯定时说‘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好’。”
苏北沉默了。他想起老校长当年对他的信任,想起张翼一直以来的陪伴,想起王婆婆教沐阳编篮子时的耐心。原来,最好的支持,不是给答案,而是给空间,给信任,给“我看见你了”的确认。
“好。”他说,“但有个条件:我不做主导者。我只在场边,需要时递杯水,鼓个掌。”
“这正是我们希望的。”李想的声音轻松下来,“对了,沐阳可以参与樟城的试点吗?作为‘小小记录员’?”
苏北笑了:“得问他本人。”
晚饭时,苏北转达了李想的邀请。沐阳眼睛亮了:“我可以吗?我还小。”
“小有小的视角。”张翼给他夹菜,“你可以用画画记录,用简单的文字写感受。大哥哥大姐姐们做‘大记录’,你做‘小记录’,合起来才完整。”
孩子饭都顾不上吃了,跑去拿来自己的画本:“我已经画了周爷爷削竹子了!还有王婆婆编篮子!”
画本上,铅笔线条稚拙却传神。周老伯佝偻的背,专注的眼神;王婆婆布满皱纹的手,灵巧翻飞的草茎。旁边还有歪歪扭扭的注解:“周爷爷说,竹子要听声音。”“王婆婆哼的歌很好听,但我记不住调子。”
苏北和张翼相视一笑。这孩子,已经在用他的方式“观测”和“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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