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黑野狼挑衅警方终被红衣女鬼推下楼？（1/2）
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1974年8月15号，香港的天气闷热得不像话，旺角洗衣街两旁的唐楼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墙体摸上去都是烫手的。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卖云吞面的档口飘着热气，混着垃圾和下水道的味道，整条街都笼在一层灰扑扑的倦意里。137号至139号是一栋六层高的旧楼，外墙贴着褪了色的绿白瓷砖，招牌上写着长城别墅四个字，底下还拖着一行小字廉价宾馆。这栋楼在洗衣街上并不打眼，和周围的唐楼挤在一块儿，像一块被嚼烂了的口香糖粘在路边。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廉价宾馆里，一桩日后被无数港人议论至今的凶案，正悄然拉开序幕。
宾馆大堂巴掌大一点地方，吊扇吱吱呀呀转着，带不起多少凉风。墙角的几盆万年青蔫蔫地耷拉着叶子，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拨盘电话机，旁边搁着个搪瓷茶缸，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普洱茶。值班女管房黄大妹正靠着柜台打瞌睡，她四十来岁，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衫，脸上挂着常年熬夜的浮肿。
凌晨一点钟刚过，街上的喧嚣基本歇了，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就在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黄大妹抬起头，看见一男一女推门走了进来。男人走在前面，身高足有五尺九往上，肩宽背厚，穿着一件白色确凉衬衫和深灰色西裤，衬衫下摆扎在裤腰里，腰间系着条黑色皮带，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模样粗犷，脸型方正，颧骨略高，嘴唇微厚，乍一看有种码头工人般的结实劲儿。可他一开口，语气却出奇地和气，嘴角挂着笑，露出一排白牙：老板，还有房吗？
他说的是带点潮汕口音的粤语，语调温和，配着他那副硬汉长相，倒有种反差。
他身后那个女人一直没说话，妆容浓艳，嘴唇涂得血红，眉眼描得又黑又重，粉底打得厚厚的，遮不住眼底的倦色。她穿着一件红色短袖旗袍，裙摆刚过膝盖，脚踩一双白色高跟鞋，指间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打量四周。黄大妹在廉价宾馆干了快十年，一眼就看出这是做那行的，心里也不多问，只点了点头：有，五号房空着，一晚二十块。
男人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数了二十块递过去，笑着说：就住一晚，麻烦大姐了。他转头看了女人一眼，女人没吭声，把烟屁股摁灭在门口的铁皮烟灰缸里，跟着他往楼梯口走。黄大妹拿钥匙开了五号房门，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窄窄一间，摆着一张双人铁架床，铺着白底蓝条纹的床单，床头柜上放着盏台灯，灯罩豁了个口子。窗户正对着后巷，窗外是一堵灰扑扑的砖墙，常年不见阳光，屋里一股霉味。女人进去后径自坐在床沿，点了根新烟，男人站在门口和黄大妹寒暄了两句，问附近有没有深夜还开的茶餐厅，又说自己早上走得早，麻烦到时候别吵到朋友睡觉。
黄大妹嘴上应付着，心里记了个大概，转身回了柜台。她后来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回忆，那个男人说话确实客气，不像一般带女人来开房的粗汉，但越是客气，她后来回想起来就越觉得脊背发凉。
那天早上六点整，天色刚蒙蒙亮，后巷的垃圾车轰隆隆地开过，黄大妹正在柜台后面收拾昨晚的账本。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那个姓梁的男人从二楼走下来，手里拎着两个白色塑料袋，袋口扎得紧紧的，看不清里面装了什么。他走到柜台前，脸上还是那副笑容：大姐，我去上班了，麻烦你上午十一点过后帮我叫醒我朋友，她睡得沉，别让她误了事。
黄大妹应了一声：好嘞，没问题。
男人点点头，转身朝门口走了几步，快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住，一拍脑门：哎呦，我把钱包落房里了。说着折返回来，脚步不急不缓，朝黄大妹笑了笑，又上了楼。过了约莫两三分钟，他重新下来，手里没多什么东西，但拍了拍裤兜，像是确认钱包已经揣好，再次朝黄大妹点了个头，推开玻璃门走进了洗衣街清晨的薄雾里。
黄大妹记得，他出门的时候脚步很稳，不紧不慢，像任何一个赶着上班的普通男人。
到了早上十一点，大堂里的老座钟敲了十一下，黄大妹的交班时间也到了。来接班的是另一个女管房，叫陈官，三十出头，梳着一条马尾辫，干活麻利。黄大妹把钥匙递给陈官的时候特意嘱咐了一句：五号房那位小姐，她男朋友说让十一点过后叫醒她，你一会儿上去收拾房间的时候顺便敲敲门。
陈官接过钥匙，随口问：男的长什么样？
黄大妹就把那个姓梁的男人的模样描述了一遍，末了加了一句：看着挺有礼貌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女的，浓妆艳抹的，一看就是做那行的。
陈官撇撇嘴，没接话，拎着水桶和抹布上了二楼。楼道里光线昏暗，几盏日光灯管闪烁不定，空气中弥漫着隔夜烟味和潮湿的霉味。她走到五号房门口，敲了敲门：小姐，醒醒啦，该退房了。
门里没有动静。
陈官又敲了几下，提高了嗓门：小姐？小姐？十一点多了，该起床啦。
还是没人应。
她皱了皱眉，从腰间摸出备用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圈，房门吱呀一声开了。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只能隐约看见床上隆起一个人形，用白色的床单从头到脚裹着，像一条蚕蛹。陈官站在门口喊了两声：小姐？醒醒啊。
那人形一动不动。
陈官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宾馆里常有喝醉的客人叫不醒的情况，但眼前这气氛总觉得不对劲。她走进房间，伸手去掀那床单，嘴里还说着别睡了，到钟了，床单掀开的一瞬间，她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床单下是一具女尸，仰面躺着，脸上血肉模糊，五官的位置空空荡荡，眼皮、眉毛、鼻子、上下嘴唇、耳朵全被割掉了，露出底下的软骨和骨骼，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一样。脸部皮肤剥离的边缘泛着一层白，像是煮过的鸡皮贴在骨头上。
陈官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手一松，床单掉回原处，她踉跄着退了两步，后背撞上门框，转身跌跌撞撞冲下楼，一路喊：死人啦！死人啦！五号房死人啦！
黄大妹还没走远，听见叫声折返回来，两人在楼梯口差点撞上。黄大妹按住陈官的肩膀：怎么回事？
陈官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那、那个女人，死了...脸没了...
黄大妹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个姓梁的男人客气带笑的面孔骤然闪了出来，她腿一软，扶着墙才没摔倒。
旺角警署接到报警电话是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报案人是长城别墅隔壁凉茶铺的老板，因为陈官吓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是凉茶铺老板帮她拨的电话。大约十五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着停在洗衣街上，红蓝警灯旋转着照亮了灰扑扑的街面，引得过路行人纷纷驻足张望。
带队的是探长陈新建，那年他三十来岁，身形精瘦，目光锐利，穿一件米黄色短袖警服，腰间别着手枪。他带着三名下属上了二楼，推开五号房的瞬间，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他站在门口扫视了一圈，房间整整齐齐，床单虽然包裹着尸体，但床面没有明显的凌乱痕迹，床头柜上的台灯、烟灰缸、水杯都摆得规规矩矩，地板拖过，还残留着湿漉漉的水痕，看起来凶手杀人之后仔仔细细打扫过现场。
陈新建走到床边，深吸一口气，伸手揭开床单。床单下是一个极瘦小的女性躯体，穿着一件红色短袖旗袍，旗袍的领口有些歪，脖颈上有一圈深紫色的淤痕，像两道皮带勒出来的印记，法医后来确认那是手指掐扼造成的皮下出血。最触目惊心的是那张脸，面部中央一片惨白，眉毛、眼睑、鼻尖、上下唇都被整齐地切割掉了，切面平滑，不像是胡乱乱割的，透着一股冷静的狠劲。耳朵也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耳孔。
一个人死后，心脏停止供血，血液流不到皮肤表层，所以死后一段时间再割皮肤，就不会有血渗出来。陈新建多年后接受访问时这样回忆，当时我看着那些切口边缘，一片一片白花花的，像白切肉一样，心里直发毛。
他仔细查看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衣柜空荡荡的，只挂着一件男式灰色夹克，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到。床头柜的抽屉拉开着，空的。垃圾桶被清理过，套着崭新的黑色垃圾袋。整间房干净得不像发生过命案，仿佛有人拿抹布一寸一寸擦过所有表面。
陈新建蹲下来检查床底，地板干燥，一层薄灰均匀地铺着，没有脚印，没有拖拽痕迹。他站起身，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凶手割掉死者的五官，显然是想让人无法辨认身份，但如此镇定地清理现场，说明他心理素质极强，极可能是个惯犯，又或者，是个冷静到可怕的人。
法医官在下午一点左右到场，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提着黑色皮箱，面色如常地翻开床单检查了约二十分钟。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死者年纪约三十一至三十三岁，身高五尺二寸，体重不足九十斤，瘦得皮包骨，脖子上淤痕符合手指扼压的形态，死因系机械性窒息。至于被割下的五官，法医官推测凶手可能带走了，也可能冲进了厕所下水道。
陈新建立即让人联系了一名通渠工人，把五号房的厕所马桶整个拆开，工人戴着手套从管道里掏出一坨坨污物，仔细翻检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下水道通到地面以下的弯头部分也被拆开检查，同样一无所获。
凶手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下。陈新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人不好抓。
案发第二天，即1974年8月16日，旺角警署根据黄大妹的描述，请画师绘制了一张嫌疑人的面部画像，浓眉方脸，眼神和善，嘴边挂着笑意。画像在当天通过各大报社刊登了出来，标题写着长城别墅凶杀案疑凶，全城缉拿，配着画像和简短的案情描述。报纸一出，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茶餐厅里、电车上一时间都有人谈这件事。
可七十年代的香港，监控摄像头凤毛麟角，人口流动大，仅凭一张画像在全城搜捕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陈新建每天带着手下跑遍旺角的廉价旅店、茶楼、码头，拿着画像挨个问，没人认得这个人。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在半空，看得见，抓不着。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8月17日上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香港快报》编辑部。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地址用黑色钢笔写着工整的字迹，邮戳来自旺角本地。报社编辑拆开一看，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是长城杀手黑野狼。你们警察太无能了，给你们留了那么多线索都抓不到我。不过我不急，慢慢来。
这封信第二天被刊登在了报纸上，舆论哗然。市民们又怕又好奇，有人骂凶手嚣张没人性，有人嘲笑警察办事不力。旺角警署的电话差点被打爆，大多是热心市民提供的，但没有一条靠谱。陈新建坐在办公室盯着那封信的复印件，拳头攥得发白，胸口堵着一股火，却无处可发。
8月17日傍晚，天色将暗未暗，旺角警署的总机接到一个电话。接线员还没说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声，声音低沉平缓，像在聊家常：你们去五号房的冷气机看看，那里有十二件你们想要的东西。
接线员一愣：你是谁？
电话那头一声挂断了。
陈新建得知消息后，立刻带着两名手下驱车赶往长城别墅。他后来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里提到那段经历，说当时脑子嗡嗡响，既兴奋又紧张，凶手的挑衅像是猫逗老鼠，但顺着这条线走，至少有了方向。
五号房的冷气机是老式的窗式机，外壳锈迹斑斑，滤网积满灰尘。陈新建把手伸进冷气槽摸索的时候，指尖触到几个冰冷滑腻的小物件。他一样一样掏出来，摊在床单上一看，是两片眉毛、两个眼睑、一个鼻尖、上下两片嘴唇、两只耳朵，一共九样，但法医证实这正好对应死者脸部的全部被割器官，所谓十二件可能是凶手随口说的，也可能是他数错了。
这些器官被整齐地排放在冷气槽的内侧，像是有人特意摆放好的，上面的切口边缘已经干燥收缩，微微卷起，泛着蜡黄的色泽。陈新建盯着这些零件似的器官，胃里一阵翻腾，但他强忍着恶心，亲自拿证物袋一一装好。
借着这批寻回的尸块，法医联合警方画像师重新拼合了死者的容貌。8月18日，新的面部复原图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旁边附着一行字：寻找死者身份，知情者请速与旺角警署联系。
这条消息像投进池塘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开来。
第二天清晨，8月19日，天刚蒙蒙亮，荃湾警署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妇人牵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走了进来，老妇人身材矮小，穿着一件深蓝色布衫，头发花白，眼眶红肿，脸上挂着一夜未睡的疲惫。她走到报案台前，声音沙哑：警官，我女儿失踪好几天了，报纸上那张图...我觉得像她。
当值警员请她坐下，递了杯水。老妇人姓齐，叫齐淑兰，住在大河道141号华丽楼。她说自己的女儿叫刘富敏，三十四岁，离婚后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母女三人加上自己这个老太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月租四百块的旧房里。日子紧巴巴的，但一家人感情好，女儿孝顺，外孙女听话。
她八月十四号晚上出去之后就没回来，齐淑兰用袖子抹了把眼角，我打电话去她上班的美容院问，人家说那天晚上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再没回去过。
警员拿过报纸上的复原图请她辨认，齐淑兰只看了一眼就哭出了声：是她，是她，我自己的女儿我还能认不出来吗？虽然脸上...但那个轮廓，那个眉毛的位置，我一看了就知道是她。
小女孩站在外婆身边，紧紧攥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望着报纸上那张残缺的拼图，不敢说话。警员没敢让小孩多看，把报纸收了起来，随即打电话通知了旺角警署。
当天下午，齐淑兰在陈新建的陪同下到了殓房。门打开的那一瞬，她整个人僵住了，冷柜里躺着的，皮肤苍白泛青，面部一片空洞，像一张被挖掉五官的蜡像。齐淑兰扶着墙慢慢走过去，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嘴唇翕动着：是阿敏，是我女儿...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