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1章 黑野狼挑衅警方终被红衣女鬼推下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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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敏的身份就这样确认了。
陈新建随后走访了刘富敏的家人，了解她生前的情况。刘富敏1958年嫁给姓董的海员，婚后生了大女儿刘永莲和二女儿刘明明，但丈夫常年出海，聚少离多，感情日渐疏淡，1970年离了婚。两个女儿归她抚养，改了母姓，一家四口靠着她在美容院做的收入糊口。那个年代，美容院的其实就是暗娼，靠给客人按摩、陪聊、提供特殊服务赚钱。刘富敏长得不算出众，但身材娇小，说话温声细语，在风月场里混久了也有些熟客。她喜欢赌钱，每个月赚来的钱大半填了赌债，生活始终捉襟见肘。
她先后在旺角上海街罗马美发室、黄竹街伟贤等几家美容院做过，艺名叫也叫。案发前的几个月，她刚转到另一家女子美容厅，说是想躲开一个死缠烂打的客人。陈新建顺着这条线摸下去，发现刘富敏生前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几十个客户的姓名、电话、地址。他一页页翻过去，最后圈出了四个和她来往最密切的熟客，其中一人叫梁兆平，住在元州街一间廉租房。
8月21日，陈新建决定亲自去一趟元州街。他带了一个下属，两人开车到了那栋廉租楼下，爬了五层楼梯，气喘吁吁地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头，瘦小驼背，穿着一件旧背心，自称姓梁，是梁兆平的叔叔。
梁兆平住这儿吗？陈新建亮出证件。
老头摇摇头：他不住这儿，他住芙蓉街286号九楼，偶尔才过来一趟。
陈新建照例做了笔录，正准备走，眼角余光扫到房间里靠墙的一张上下铺铁床。上铺堆着杂物，下铺床板上放着一只棕色旅行皮箱，约莫两尺长一尺半宽，皮面磨损得厉害，锁扣处挂着一把铁锁。
陈新建指着皮箱问老头：这里面是什么？
老头眼神躲闪：不知道，不是我的东西。
是不是梁兆平的？
是...是他的。
打开看看。
老头摆着手：没钥匙，打不开。
陈新建懒得废话，从腰间摸出瑞士军刀，蹲下身三两下撬开了锁扣。皮箱盖掀开的瞬间，一堆杂物露了出来，几件折叠整齐的女式衣物、一双白色高跟鞋、一双肉色丝袜、几条内衣裤，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张身份证，一张是梁兆平的，另一张正是刘富敏。还有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上刘富敏穿了件碎花裙子，靠在梁兆平肩头，两人都笑得很开心。皮箱最底下是一把刀刃约六寸长的窄刃刀，刀身还残留着暗褐色的痕迹。
陈新建刚想问老头这皮箱怎么回事，房间角落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铃声尖锐地划破安静的空气，老头本能地朝电话机看了一眼，又迅速把目光移开。陈新建心里一动，拔出手枪，一步跨到老头面前，枪口指着他胸口，压低声音说：接电话，别说有警察在这，不然我开枪。
老头脸色煞白，哆哆嗦嗦地拿起话筒，嘴唇抖了半天，刚了一声，突然对着话筒大喊：快跑！有警察！
电话那头断了。
陈新建气得把枪往桌上一拍，迅速联系警署查了这通电话的呼出源头，位置在深水埗一处公共电话亭。等他和下属驱车赶过去的时候，电话亭附近早已空无一人，只剩话筒挂在机子上晃晃悠悠。梁兆平跑了。
8月22日，红磡公众殓房旁边的永别亭举行了一场简陋的葬礼。十几名亲友挤在亭子前，刘富敏的母亲齐淑兰被两个外孙女搀着，哭得几乎站不住。大女儿刘永莲那年十岁出头，妹妹刘明明才八岁，穿着不合身的黑色孝服，茫然地看着大人的眼泪，不明白为什么周围那些扛着相机的叔叔一直咔嚓咔嚓地拍。
刘富敏的面部器官因为作为证物扣押在警局，无法随遗体火化，所以灵柩打开时，亲友们看到的仍然是一张空洞的脸。眼窝凹陷，眼球失去眼睑覆盖而突兀地鼓着，上下两排牙齿因为没有嘴唇遮掩而白森森地暴露在空气中，鼻子没了只剩下两个黑洞，耳朵的位置也是两个黑魆魆的窟窿。齐淑兰只看了一眼就昏了过去，旁边的人赶紧掐人中把她弄醒。记者们还在不断地按快门，刘永莲转过身把脸埋进外婆的衣服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祭祀仪式接近尾声时，刘富敏的弟弟，一个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的货车司机，突然从人群后面挤出来，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冲到棺材前，脸色铁青，嘴里含含糊糊念着什么，旁人听不清，只见他右脚猛一顿地，的一声将菜刀刀尖向下插进了棺木的盖板上，刀锋没入木头半寸多深，竖在那里。他围着棺材走了三圈，然后招呼工人把棺材连同菜刀一起抬上了灵车。
这是香港民间流传的一种茅山术法，叫作披棺追凶，据说把刀钉在棺材上，惨死的冤魂就能借着刀锋的力量化作厉鬼去找杀她的人报仇。在场的记者疯狂按快门，第二天报上多了一行标题：胞弟钉刀入棺，盼姐化厉鬼追凶。
陈新建看到报道的时候正在吃午饭，皱了皱眉，把报纸翻过去，他一个当警察的，自然不会把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当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得浑身不自在。
8月23日晚上九点多，也就是刘富敏出殡后的第二天，一名巡逻女警经过基隆街131号后巷时，听到角落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她拿手电筒照过去，看见一个男人趴在地上，额头磕破了一大块，鼻血口水混着糊了满脸，身上沾满灰土，像是从高处摔下来的。他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着：有鬼...有鬼...红衣服...
女警蹲下身：你怎么了？从哪摔下来的？
男人浑身发抖，眼睛瞪得溜圆，瞳孔缩成两个小黑点：一个女人...红衣服...她叫我站上去...然后推我...
女警以为是摔伤了脑袋在说胡话，但男人的左腿明显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歪着，应该是骨折了。她不敢耽搁，叫了救护车把男人送到附近的广华医院。
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处理伤口时脱掉了男人的外套和衬衣，翻查口袋试图找身份证明，口袋里掉出来一张彩色照片。女警捡起来一看，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圆脸小嘴，眉眼弯弯，背面写着两个稍大的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以代为割肉。
女警盯着那行小字看了两遍，头皮一阵发麻。金玲，那不正是长城别墅命案死者刘富敏的艺名吗？她又翻了翻男人的钱包，里面有张名片，印着梁兆平三个字。
女警的手一抖，几乎拿不稳那张名片。她立刻跑去值班室打电话给旺角警署，陈新建在电话里听到梁兆平三个字时，愣了好几秒。
第二天一早，陈新建赶到医院。梁兆平头部缝了十几针，左腿打着石膏，脸色蜡黄地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看到穿警服的陈新建进门，他浑身一激灵，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垂下了眼皮。
审讯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进行，陈新建搬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面前摊着笔记本。梁兆平沉默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他说他一年前在旺角的一家美容院第一次见到刘富敏，那天是陪朋友去的，朋友找了别的姑娘，他就被安排给了。刘富敏个子小小的，说话柔声细语，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梁兆平一下子就动了心。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去捧场，刘富敏换了几家美容院，他都跟着转场，每次都点名找她。
我对她是真心的，梁兆平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却异常执拗，我让她别做这行了，跟我好好过日子，我不嫌弃她带着两个小孩。
可刘富敏不答应。梁兆平一个月的工资勉强够他自己花，哪有能力养活三个女人？刘富敏话里话外都透着意思：你梁兆平养不活我，就别谈什么结婚。两人为此吵过无数次，刘富敏干脆换了地方上班想避开他，可梁兆平不死心，四处打听到她的新去处。
8月14号晚上十一点，梁兆平给美容院打了个电话，刘富敏接的。他说自己就在楼下，想见她最后一面，把话说清楚。刘富敏犹豫了一阵，还是下来了。
两人到了长城别墅开房，房间里的灯昏黄暧昧，梁兆平买了一瓶半斤装的孖蒸白酒，一口一口灌下去，话越说越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你嫁给我。刘富敏坐在床沿抽着烟，听烦了就回了一句：你没钱，本事也不行，让我嫁给你喝西北风啊？
这句话像刀一样扎进梁兆平心里。他后来说，当时脑子里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断了，眼前的刘富敏忽然变得面目可憎，那张涂着鲜红唇膏的嘴还在继续往外冒刺人的字眼。他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刘富敏挣扎了几下，手脚乱蹬，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撞歪了，但梁兆平人高马大，一只手就按住她两只手腕，另一只手的虎口死死卡在她喉咙上。过了几分钟，刘富敏不动了，眼睛半睁着，舌头微微吐出来一点。
陈新建听到这里放下笔，盯着梁兆平问：人都死了，你把人家脸弄成那样干什么？
梁兆平的表情突然变了，刚刚那种颓丧的神情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恨意。他攥着被单的手指节泛白，语速快了起来：我恨她。她瞧不起我，说我穷，说我不行。我要让所有人都认不出她来，让她死都没人知道她是谁。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用那把刀...一点一点割下来的。割的时候没流血，我就...就那么割完了。
陈新建把笔记本合上，沉默了半晌，又问：那你又是怎么把自己摔成这样的？
梁兆平抬起缠着纱布的脑袋，眼神里闪过一丝真实到让人背脊发凉的恐惧。他左右张望了一下，仿佛病房的角落还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压低声音说：是那个红衣女人...刘富敏，她回来找我索命了。我那天晚上走到基隆街，忽然看见她站在巷子口，穿着那天晚上那件红衣服，脸上一片白，没有五官，就那样盯着我。我跑，我拼命跑，上了楼...不知道怎么就站在高处了，她推了我一把，我就摔下去了。
陈新建盯着梁兆平的眼睛看了很久，那里面没有说谎的闪烁，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做了大半辈子警察，从不信鬼神。但这个案子有些地方，真的没法用常理解释。梁兆平无缘无故跑到基隆街的后巷，失足从高处摔下来，恰恰就在刘富敏出殡的第二天，恰恰就被巡逻警员发现了，如果说这是巧合，那巧合未免太多了一点。
案件于1975年初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主审法官是杨铁良专员。控方陈述了梁兆平蓄意谋杀的多个证据，包括皮箱中的死者身份证件、合照、带血迹的刀具，以及梁兆平本人在审讯中的部分供词。辩方则提交了两份精神科专家的报告，一份认定梁兆平无精神病史，但因案发当晚饮用大量酒精并混用了镇静药物，导致精神失常，在情绪失控状态下杀人，应属误杀而非谋杀。
陪审团经过三天庭审、五个小时的退庭商议，最终以五票对两票裁定梁兆平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法官当庭宣判入狱十年。
陈新建坐在旁听席上，听着法官落锤的声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案子的法律程序虽然走完了，可他心里清楚，那晚在长城别墅五号房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后来那通挑衅电话、那封署名黑野狼的信、冷气槽里整齐摆放的器官、梁兆平摔断腿后被巡逻女警发现的方式...所有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也不足以拼出一个完整的真相。至少，他无法用纯逻辑解释那件红衣女人推人坠楼的玄乎事。
1975年梁兆平被押往赤柱监狱服刑。刘富敏的母亲齐淑兰独自养大了两个外孙女，后来搬离了华丽楼。刘永莲和刘明明长大成人后极少提起母亲的事，街坊偶有传闻，说她们后来都改了姓，跟着父亲姓董，像是要把那段过往连根拔起。
而长城别墅在案件之后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几次易主，洗衣街137号至139号那栋楼的外墙换过好几轮颜色，再也看不到当年那块写着廉价宾馆的招牌了。偶尔有老旺角人路过那一片，抬头看一眼那扇被封死的五号房窗户，还会嘀咕一句：那里以前死过人的。
陈新建后来辞了警察职务，转行做演员，在不少港片里本色出演警察角色，演得入木三分。2015年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接受一个网络访谈，主持人问起长城别墅那桩旧案，他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想了很久，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见过很多凶案现场，血腥的、残忍的都有，但从来没有哪一宗像这宗一样让我觉得别扭。从头到尾，凶手做事有条不紊，从容得不像正常人，割脸也好清理现场也好，每一步都冷静到可怕。可最后他怎么落网的？是摔断了腿被巡逻警员发现，兜里正好装着死者的照片和署名以代为割肉的字条。你说这是天意也好，是冤魂索命也好，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唯一一次觉得这世上可能真有说不清的东西，就是这一回。
他说完这段，笑着摆了摆手，像是不想再往深了聊，转开了话题。但屏幕前的观众注意到，他端起茶杯的时候，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那桩发生在1974年8月15日凌晨的长城别墅命案，连同黑野狼的嚣张挑衅、冷气槽中齐整的五官、棺材上钉入的菜刀、以及梁兆平口口声声喊的红衣女人，从此沉入了香港都市传说的长河里。每隔几年就有人翻出来在论坛上讨论一次，有人讲得绘声绘色，也有人嗤之以鼻，说什么冤魂索命都是自己吓自己。但无论信与不信，那间五号房的窗户始终封得严严实实，洗衣街人来人往，没有谁愿意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