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叔侄探讨高校考核机制新途径（1/2）

丙午马年的春节，年味比往年淡了些，却也多了几分烟火气。客厅里传来老伴和侄媳妇拉家常的笑声，我慢悠悠泡了一壶陈年普洱，琥珀色的茶汤冒着淡淡的热气，端着茶杯轻轻躲进了书房，轻轻带上木门，隔绝了外界的喧嚣，才算寻得一方属于自己的清净天地。

书房是我这四十年来的避风港，也是我深耕半生的战场。四十年光阴流转，从意气风发的毛头子，到如今两鬓染霜、即将退休的211高校科技管理“老炮”，我亲眼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从蹒跚起步到蓬勃发展的起起，也亲手处理过无数科研申报、考核评审相关的琐碎事务，见过太多的意气风发，也看过太多的无奈退场。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不轻不重，带着几分拘谨，没有丝毫贸然打扰的意味，一听就知道是懂分寸的人。

“进。”我应了一声，轻轻放下茶杯，不用想也知道，来的一定是侄子李斌。这个时候，能特意避开客厅的热闹，来书房找我的，唯有他。

李斌推门进来，他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礼盒，脸上挂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疲惫，眼底还有淡淡的红血丝，却还是强挤出笑容，语气恭敬又亲切：“叔，给您拜年了。看您不在客厅，就知道您又躲在这儿清净，没敢贸然打扰。”

李斌坐下，心翼翼接过我递过去的茶杯，指尖微微颤抖，看得出来，他心里压着不少事，连握着茶杯的手都没法完全平静。他轻轻喝了一口茶，温热的茶汤顺着喉咙滑下，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眉头瞬间皱了起来，眉宇间的疲惫与愁绪再也藏不住，不复往日作为学院副院长的意气风发。

李斌今年四十二岁，在省属一所二本大学的学院当副院长，同时也是副教授，既要管学院的行政事务，还要兼顾教学与科研，一身担子压得不轻。想当年，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校硕博连读，毕业后先去了市里的一家央企工作了大几年，由于老婆患病，孩子又，他又考回了高校这片他向往的天地，一心想做学问、教书育人。这几年，每次见他，他脸上的疲惫就多一分，话也少了一分，身上那份纯粹的书卷气，也渐渐被柴米油盐的烟火气和日复一日的焦虑感慢慢取代。

“叔，我这不是心里堵得慌，实在找不到人唠唠，才来打扰您的嘛。”李斌苦笑了一声，语气里满是难以言的无奈，“您在211高校做了四十年科技管理，见得多、看得透，经历过的事儿也比我多，您帮我分析分析，现在咱们高校这考核，到底是怎么了？怎么越改，我们这些一线教师越难受？”

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没有立刻回答。“你想的，是最近各地高校都在轰轰烈烈推进的考核机制改革吧？”李斌用力点了点头，眼睛里瞬间泛起一丝光亮，像是找到了久违的知音，语气也激动了几分：“对！就是这个！叔，您不知道，我们学校这两年，考核改革搞得风生水起，天天开大会、发文件，要求层层实，可苦了我们这些普通教师了。我这个副院长，看似风光，其实就是个两头受气的夹心饼干，上面要应付学校人事处、科技处的考核要求，一点点都不能打折扣；、我来协调，两边不讨好，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快把我逼疯了。”

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眼神里满是急切与委屈，语速也快了几分：“叔，您在211高校，资源多、经费足，情况可能还好一些。我们省属二本，本身资源就稀缺，经费也紧张，可学校为了跟上改革的步伐，为了在同类高校中脱颖而出，考核标准定得比你们还苛刻、还死板。论文、项目、课时量，每一样都卡得死死的，一分都不能少，而且直接和薪酬、编制、职称挂钩，白了，就是彻头彻尾的‘唯论文、唯项目’，一点都不夸张，多一篇核心论文，就多一分优势，少一个项目，就可能在考核中被淘汰。”

我看着他激动的样子，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他冷静下来：“别急，慢慢，不着急。我虽然在211高校，但这几年的考核改革，我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亲身参与过学校考核细则的制定与修订。白了，不管是211、985这类重点高校，还是你们省属二本、三本院校，改革的大方向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所谓的‘提升学术水平、打造办学特色’，只是程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这改革，初衷是好的，看似是为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推动学术创新，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可走着走着，就有些变味了，偏离了最初的方向。”

“可不是嘛！”李斌接过我的话茬，语气里满是压抑已久的吐槽，“就学术研究吧，现在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坐冷板凳，搞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重大原始创新？大家都在投机取巧，搞‘短平快’的东西，找个容易出成果、发表快的课题，批量生产论文，白了，就是‘学术计件’，多劳多得，至于成果的质量、价值，根本没人在意。我手下有个青年教师，博士毕业，很有天赋，也很有情怀，本来一心想搞点真正有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可考核压力太大，职称评定、薪酬待遇都卡着论文数量，没办法，只能忍痛放弃自己坚守的研究方向，去搞那些‘包装华丽但毫无波澜’的平庸成果，就为了能在考核期内凑够论文数，保住自己的岗位，不被淘汰。”

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语气里满是惋惜与痛心：“叔，您这不可惜吗？一个好苗子，一个本可以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就这么被僵化的考核机制给毁了。那些需要长期投入、短期内看不到成果的重大创新，谁还敢碰？碰了，就意味着考核不过关，意味着降薪、失去编制，甚至被学校辞退，一辈子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现在的学界，到处都是这种‘伪创新’，看似论文一大堆，期刊级别也不低，可真正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多少？大部分都是空洞无物、自欺欺人的废纸罢了。”

听到这里，我心里也泛起一阵酸涩，端茶杯的手都微微有些沉重。李斌的，正是我这些年最担心、最痛心的事情。高校考核机制改革，本应是为了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推动学术创新，让高校回归学术本真，可没想到，却催生了学术上的“短平快”与“伪创新”泛滥，让学术研究变得功利又浮躁。我从事科技管理四十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有的教师为了发表论文，不惜数据造假、抄袭剽窃，铤而走险；有的教师为了凑项目数量，把一个课题拆分成好几个，反复申报，浪费大量的科研经费；还有的教师，论文发表了一大堆，头衔一大堆，却连最基本的实验操作都不熟练，连自己教的课程都讲不明白。

“你的这些，我都知道，也亲眼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我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无奈与痛心，“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一个核心局面——学术上的‘短平快’与‘伪创新’泛滥。当论文、项目与薪酬、编制强挂钩，当考核分数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唯一标准，教师们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搞学术、做研究，不再是追求真理、探索未知，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最多的考核分数，保住自己的岗位。那些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重大原始创新，因为‘考核期太长’，回报太慢，风险太高，自然无人敢碰，慢慢就被边缘化了。”

“还有更离谱的！”李斌越越激动，声音都微微有些发颤，“现在我们学校，教师群体已经两极分化得很严重了，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工蜂化’。少部分‘学术明星’，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有关系、有经费，身边围着一群人，论文、项目拿到手软，收入和声望滚雪球式增长，甚至能左右学院的考核方向、资源分配，俨然一副‘学阀’的姿态。而大部分普通教师，就像是‘双重工蜂’，被考核压得喘不过气，教学上要面对繁重的课时量考核，一周十几节课，还要备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累得身心俱疲；科研上，还要给那些‘学术明星’当挂名作者，或者承担那些‘短平快’的课题，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连一点话语权都没有，职业倦怠感越来越强，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搞学术、教书育人的热情。”

他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自嘲与无奈：“我这个副院长，白了，也算是个‘高级工蜂’，比普通教师多了一份责任，却也多了一份煎熬。上面要我抓考核、抓科研、抓升学率，一点点都不能松懈；；我自己还要搞科研、带学生、上课，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经常加班到深夜，可到头来，考核分数还是跟不上那些‘学术明星’，收入也没比普通教师高多少。有时候我都在想，我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份所谓的‘体面’，还是为了当初那份教书育人的初心？可这份初心，现在已经被考核压得快要看不见了。”

我拍了拍李斌的肩膀，心里满是心疼与理解。“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二个核心局面——教师群体的两极分化与‘工蜂化’。”我缓缓道，语气里满是沉重，“考核机制就像是一个无情的筛子，把那些有资源、有关系、会钻营的人筛了出来，让他们越来越强，越来越风光；而那些踏实肯干、默默奉献、没有背景的普通教师，却被筛到了底层，沦为‘工蜂’，甚至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保障，连自己的学术追求都无法坚守。长此以往，谁还愿意踏实做学问、教书育人？谁还愿意为了学术理想，坐冷板凳、守初心？”

“还有行政权力的扩张，叔，您肯定比我更有体会，这也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之一。”李斌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浓浓的不满与无奈，“现在‘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搞得轰轰烈烈，‘数字’成了最高指挥棒，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我们学校的人事处、科技处，制定了一大堆详细的计分规则，繁琐又死板，每一篇论文、每一个项目、每一节课，甚至每一次会议发言，都有对应的分数，他们掌握着我们教师发展的生杀大权，一句话、一个分数，就能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

他顿了顿，继续道，语气里满是疲惫：“我每天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填表、报材料、跑项目、搞关系，就为了在考核中拿到关键分数，不被扣分。有时候，一篇论文的发表，不是看质量好不好、有没有价值，而是看发表的期刊有没有在学校的计分名单里，有没有对应的分数；一个项目的申报，不是看研究价值高不高、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是看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经费支持。就连一些教授，为了考核过关，为了拿到更高的分数，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去讨好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反而强化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压制，让学术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叔，您，这正常吗？学术的尊严，在哪里？我们这些搞学术、教书的，到底是为了做学问，还是为了应付行政考核？”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心底的无奈与痛心又多了几分。行政权力的实质性扩张，是我这几年最头疼、最反感的问题。我从事科技管理四十年，深知行政部门的职责是为教师服务、为学术服务，是为了给教师创造更好的科研、教学环境，可现在，很多行政部门却本末倒置，把自己当成了“管理者”，把教师当成了“被管理者”，制定各种繁琐的规则，层层加码，让教师们疲于应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心思去搞学术、做研究。

“你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学校也一样，甚至比你们更严重。”我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无奈，“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三个核心局面——大学行政权力的实质性扩张。量化考核看似公平、公正、公开，实则给了行政部门很大的权力空间，让他们有了可操作的余地。他们可以随意调整计分规则，可以随意解读考核标准，甚至可以利用考核权力，谋取私利，打压那些不迎合、不讨好他们的教师。很多教师，为了在考核中过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岗位，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行政部门的各种要求，去跑关系、送人情，反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学术、做研究，渐渐偏离了自己的初心。”

“还有师德师风和学术伦理的异化，叔，这一点，我真的深有体会，也亲眼见过太多让人寒心的事情。”李斌的语气低沉了下来，眼神里满是无奈与痛心，“考核压力太大，很多资深教师，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为了拿到更高的分数，就把大量的琐碎工作，比如实验操作、数据整理、项目申请书撰写，甚至是自己的毕业论文修改，都转嫁给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形成了隐形的‘学术剥削’，把年轻人当成免费的劳动力。我手下有个博士生，跟着一个资深教授，三年来，每天都在做杂活、跑龙套，连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没时间深耕，连自己的毕业论文都没时间写，最后差点毕不了业，好好的一个年轻人，被磨得没了棱角，也没了学术热情。”

他继续道，语气里满是愤慨：“更离谱的是，为了追求考核分数，为了评职称、拿项目，抢作者署名、数据造假、抄袭剽窃等现象，在我们学校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肆无忌惮。有个教师，为了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竟然伪造实验数据、篡改研究结果，最后被查出来，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被学校辞退，还影响了我们学院的声誉，让整个学院的考核都受到了影响。还有的同事，为了抢一个项目、一个职称名额，互相拆台、背后使绊子，甚至散布谣言、诋毁对方，本来好好的学术共同体，现在变成了短期利益联盟，师生关系、同事关系，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功利，没有了丝毫的温情与真诚。”

这一点，我比李斌看得更透彻，也更痛心。这些年，我处理过太多学术不端的案例，每一个案例的背后，都离不开考核压力的推动，离不开功利心的驱使。师德师风和学术伦理，是高校的灵魂，是教书育人的根本，可现在，在考核压力的冲击下，在功利心的裹挟下，这份灵魂，正在被一点点异化、被一点点吞噬，变得面目全非。

“这就是改革带来的第四个核心局面——师德师风与代际学术伦理的异化。”我语气沉重地道，声音里带着几分痛心，“考核压力向下传导，层层加码，让很多教师失去了初心，忘记了自己教书育人、学术创新的使命，忘记了自己作为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眼里，只有考核分数，只有利益，没有学术尊严，没有师德底线，没有对学生的责任，没有对学术的敬畏。长此以往，我们的高等教育，还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的学术生态，还能健康发展吗？我们的高校，还能称之为‘学术殿堂’吗？”

李斌沉默了，他端起茶杯，一口喝干，温热的茶汤并没有驱散他心底的寒意，眼神里满是迷茫和无助，嘴角也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的鞭炮声，偶尔传来几声，打破这份沉寂，却也让这份迷茫与无奈，变得更加清晰。

过了许久，李斌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叔，您的这四个核心局面，简直就是我们现在高校的真实写照，每一句话，都到了我们的心坎里。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试点改革，更是颠覆性的，让我们这些一线教师，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未来。”

“哦？你看，我也听听你们一线的真实情况。”我来了兴致，身体微微前倾，语气里带着几分关切。我虽然知道一些试点改革的政策和方向，但具体的实施情况，遇到的问题，还是不如李斌了解得详细，毕竟，他身处一线，亲身经历着这些改革的冲击，也亲眼看着这些改革给教师们带来的影响。

“最让我们头疼的，就是‘非升即走’的全面普及与前置化，这简直就是悬在我们青年教师头顶的一把利剑。”李斌的语气里满是焦虑，眼神里也泛起一丝恐惧，“现在很多高校，都推行‘3+3’预聘制，甚至把考核压力前置到博士后阶段，也就是师资博士后，要求博士后在出站前，必须达到规定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必须拿到一定级别的项目，才能出站并正式入职。这就意味着，‘终身教职’的门槛，从‘入职后努力’，彻底变成了‘入职前预审’，相当于把考核压力提前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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