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北京的风（2/2）
七点半，有人敲门。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李志远，那个哈工大毕业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沓图纸，脸有些红：“院长，我……我昨晚改了一夜，您看看行不行？”
陈锐接过图纸，一页页看。比昨天好多了，比例对了，结构合理了，有些地方还加了注释。
“不错。”他抬起头，“进步很快。”
李志远的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继续努力。”陈锐把图纸还给他，“以后有问题，随时来找我。”
李志远连连点头，跑了出去。
八点，上班铃响了。走廊里响起脚步声，说话声，笑声。年轻的工程师们来了，老专家们来了，打字员来了，描图员来了。那栋破旧的小楼，突然就活了过来。
陈锐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就是他的新战场。
八十多号人，一栋破楼，几张绘图板，一沓图纸。还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理想，热情，希望。
足够了。
中午，关秀云带着念诚来了。孩子跑进来，一头扎进他怀里：“爸爸！妈妈让我给你送饭！”
饭盒里是热腾腾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冒着热气。
“妈妈包的？”陈锐问。
“妈妈包的！我也有帮忙！”念诚举起小手，“我捏了一个，虽然破了……”
陈锐笑了，抱起儿子亲了一口：“好儿子。”
关秀云站在门口，看着他吃饺子，脸上带着笑。
“北京怎么样？”她问。
“挺好的。”陈锐说，“比想象的好。”
关秀云点点头，没再问。
下午，陈锐召集了一次技术会议。讨论的是新型加农炮的方案。
梁思成先发言，讲了他对美国、苏联几种火炮的分析，提出了几个设计方向。接着几个年轻工程师发言，有的支持这个，有的支持那个，争论得很激烈。
斯米尔诺夫也来了，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陈锐一直听着，没有插话。等所有人都说完，他才站起来。
“同志们，今天的讨论很好。有争论是好事，说明大家都在思考。”他走到黑板前，画了个简图，“我的想法是，咱们可以搞两个方案。一个以苏联炮为参考，搞一个稳妥的；一个完全自主设计，搞一个先进的。两个同时推进，互相借鉴，最后再综合。”
梁思成眼睛一亮：“这个办法好。”
斯米尔诺夫突然开口：“陈院长，我提醒你，以你们现在的水平，搞自主设计是浪费时间和经费。老老实实仿制，才是正路。”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看着陈锐。
陈锐也看着他，平静地说：“斯米尔诺夫同志，您说的有道理。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们学苏联的经验，但不能永远跟在后面。早晚有一天，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斯米尔诺夫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会议结束后，陈锐把梁思成留下。
“梁总，那个自主设计的方案，您来牵头。需要什么，尽管提。”
梁思成看着他，眼神里有光：“陈院长，你这话，我等了六年了。”
晚上，陈锐又加班到很晚。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沓楚天明寄来的照片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照片上，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普通的衬衫，站在香港的街头，冲镜头笑着。那是楚天明，楚婉如的哥哥，他曾经的对手，后来成为朋友的人。
他还活着。还在等。
等什么？等新中国强大起来的那一天？等能光明正大回来的那一天？
陈锐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一天，会来的。
他把照片收好，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北京的夜色深沉。远处的天安门广场静悄悄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有轨电车已经停了，偶尔有一辆自行车驶过，铃声清脆。
他想起郑介民信上的那句话：“希望你们能把国家建设好，让那些被我保护的人，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个中国人。”
会的。
他摸了摸胸口那支钢笔。那些名字，那些故事，那些人，都在那里。他们活得怎么样？张子文还在当中学老师吗？李淑贤还在南京吗？王德铭还在电厂工作吗？
他不知道。但他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他转身，准备回家。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会是谁？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是小王，脸色有些紧张：“院长，有个人……说要见您。”
“什么人？”
“不认识。五十多岁，穿旧棉袄，戴破毡帽。他说……他叫韩德明。”
陈锐的心猛地一跳。
老韩。
韩德明。
他来了。
“让他进来。”
小王带进来一个人。旧棉袄，破毡帽，满是皱纹的脸，那道蜈蚣一样的疤痕。和几个月前一模一样。
“老韩……”陈锐站起来。
老韩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陈厂长，”他说，声音沙哑，“我又来了。”
陈锐走过去，握住他的手：“你怎么来了？”
老韩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是一封信。信封已经发黄，上面写着几个字：“陈锐亲启——伊万诺夫”。
陈锐愣住了。伊万诺夫？
“他……”他问，“他还活着？”
“活着。”老韩说，“但身体不好。这是他托人带出来的信，辗转了好几道手。我怕出事，亲自送来。”
陈锐接过信，手有些抖。他撕开信封，抽出信纸。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亲爱的陈：
我还活着。身体不好，但心里惦记着你们。听说你们造出了自己的加农炮，我很高兴。我就知道，你们能行。
莫斯科很冷，比你们那里冷。但我心里是热的，因为想起在沈阳的日子，想起你们这些朋友。
保重。替我看看你们的炮。伊万诺夫。”
陈锐拿着信，久久说不出话。
那个老人，那个在沈阳帮助他们、后来被捕入狱的苏联专家，还活着。还在惦记着他们，惦记着中国的炮。
“他……他怎么样？”陈锐问。
老韩摇摇头：“不好。听说被关了一年多，出来的时候，身体垮了。但精神还好，还惦记着你们。”
陈锐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老韩，谢谢你。这么远送过来。”
老韩摆摆手：“没什么。郑先生交代的，该送的信，一定要送到。”
他转身要走。
“老韩！”陈锐叫住他，“你……你去哪儿？”
老韩回过头，看着他，笑了。那笑容苍凉，辽远。
“我？我该走了。信送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老韩看着他，眼睛里有光。
“陈厂长，我就是个送信的。给郑先生送信，给沈先生送信，给你送信。信送完了，我就该走了。”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陈锐追出去，站在院子里。月光下，那个佝偻的背影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胡同的拐角处。
远处，又传来鸽哨的声音。悠长，辽远。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带着春天夜晚的凉意。
他摸了摸胸口。那支钢笔还在，郑介民的信还在，伊万诺夫的信也还在。
那些死去的人，那些活着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都在他心里。
他转身，走进办公楼。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照着那破旧的地面，照着那些紧闭的办公室门。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工程师还会来，那些老专家还会来，那八十多号人还会聚在这栋破楼里，画图纸，讨论方案，争论问题。
他们会造出中国自己的炮，自己的导弹，自己的卫星。
那些死去的人，会看见的。
他推开办公室的门，坐回那张破旧的办公椅上。
窗外，北京的夜安静而深沉。
远处，鸽哨声渐渐消失。
新的黎明，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