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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6章 正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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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鞭炮声就断断续续响起来。不像往年那么密集,那么欢腾,更像是一种试探——试探这沦陷区的年能不能过,试探日本人的容忍度有多高。

依萍被鞭炮声惊醒。她躺在床上,听着那零星的噼啪声,想起在上海时过年的情景。那时陆家大宅张灯结彩,佣人们忙进忙出,厨房里飘出各种香气。她和文佩母亲虽然不受待见,但也能分到新衣和压岁钱。梦萍会拉着她放烟花,如萍会偷偷塞给她糖果,尔豪……那时的尔豪还只会嘲笑她们。

都过去了。

她坐起来,穿上棉袄。推开门,冷空气扑面而来,带着硝烟和雪的味道。院子里,老赵已经在扫雪了。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赵叔,新年好。”依萍说。

老赵抬起头,笑了:“新年好。怎么起这么早?”

“睡不着。”

“我也是。”老赵继续扫雪,“年纪大了,觉少。”

其实都知道,不是觉少,是心事重。过了年,日本人就要来“慰问”了,伤员要转移,药品要藏好,依萍也要决定去留。每一件都是大事,压在心上,沉甸甸的。

扫完雪,婶子也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个髻。

“来,吃早饭。”她端出几碗汤圆,每人三个,小小的,白白的,浮在清汤里。

“还有汤圆?”依萍惊讶。

“昨天偷偷做的。”婶子笑得有些得意,“糯米是秋收时藏起来的,芝麻是自己种的。虽然不多,但过年总要吃点甜的。”

三个人坐下来吃汤圆。很甜,芝麻馅流出来,香得让人想哭。依萍吃得很慢,一个汤圆分三口吃,想把这份甜味留得久一点。

“要是阿强在就好了。”婶子又说了一句,但这次没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正吃着,门外传来小孩的声音:“赵爷爷,赵奶奶,新年好!”

是小翠,还有几个村里的孩子。他们穿着补丁衣服,但脸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每人手里拿着个小布袋,是来拜年要糖果的。

“新年好,新年好。”婶子笑着,从屋里拿出一个小罐子,里面是炒熟的花生和瓜子,还有几块麦芽糖——是昨天用最后一点麦芽熬的。

孩子们欢呼着,每人分到一小把。他们小心地装进布袋,舍不得立刻吃。

“陆老师,新年好。”小翠跑到依萍面前,“我给您拜年了。”

说着,她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

依萍摸摸她的头:“新年好。小翠又长高了。”

“陆老师,我娘说,过了年,我就能上学了。”小翠的眼睛亮晶晶的,“到时候,您还教我认字吗?”

依萍的心一紧。过了年,她还在这里吗?还能教小翠认字吗?

“教的。”她听见自己说,“一定教。”

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又安静下来。阳光出来了,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今天不能出门。”老赵说,“按规矩,初一要在家里,不能串门。”

“为什么?”依萍问。

“日本人定的规矩。”老赵冷笑,“说是防止‘不良分子’趁机串联。其实是想把人都困在家里,方便他们搜查。”

原来连过年的习俗,都要被管制。依萍想起在上海时,初一这天最热闹,大家互相拜年,街上人来人往,笑声不断。

现在,连笑都要小心。

一整天,三人都待在家里。婶子做些针线活,老赵修理农具,依萍坐在窗前看书——是陈先生上次带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书页都黄了,但字迹还清晰。

她翻到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读着读着,眼眶就湿了。一千多年前的诗,写的是安史之乱,但放在今天,一字一句都像是为这个时代写的。

“陆老师,”老赵突然说,“你会背岳飞的《满江红》吗?”

“会。”

“背来听听。”

依萍放下书,清了清嗓子,轻声背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她背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老赵闭着眼睛听,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婶子停下针线,也静静地听着。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最后一个字落下,屋里一片寂静。许久,老赵睁开眼睛,长长吐出一口气:“好。背得好。”

“现在背这个,要是被日本人听到……”婶子小声说。

“在自己家里背,怕什么。”老赵站起来,“陆老师,你知道吗,我爹以前是私塾先生。我小时候,他教我背《满江红》,说这是中国人的骨气。他说,人可以穷,可以死,但不能没骨气。”

他看着窗外:“我爹死得早,没看到日本人来。要是他看到现在的样子,不知道会怎么想。”

依萍没说话。她能想象,那些老一辈的读书人,看到山河破碎,文化被摧残,该是多么痛心。

初二,按规矩可以出门了。但村里依然冷清,很少有人走动。偶有见面,也只是点点头,匆匆走过,不敢多说话。

依萍去看望小吴。祠堂里,伤员们聚在一起,也在过年。没什么好吃的,就是些粗粮饼子,咸菜,还有一小壶米酒——是乡亲们凑的。

“陆老师来了!”小吴拄着拐杖迎上来,“新年好!”

“新年好。”依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几块麦芽糖,还有一双新袜子——是婶子用旧布做的,虽然粗糙,但厚实。

“谢谢陆老师!”小吴高兴地接过去,“您坐,我给您倒水。”

“不用忙。”依萍坐下,“你们怎么样?伤都好些了吗?”

“好多了。”另一个伤员说,“多亏了陈先生的药,还有乡亲们的照顾。陆老师,过了年,我们就能走了。”

“走去哪?”

“回部队。”小吴的眼睛亮起来,“虽然腿没了,但还能做后勤,还能教新兵。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给乡亲们添麻烦。”

依萍的心一热。这些人,受了这么重的伤,想的还是回前线,还是战斗。

“路上危险。”她说。

“知道。”小吴笑了,“但哪不危险呢?留在村里,日本人来了更危险。还不如出去,继续打鬼子。”

这就是中国军人。依萍想起赵中尉,想起那些用生命掩护他们撤退的士兵。他们可能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有一种最朴素、最坚定的信念——保家卫国。

从祠堂出来,依萍在村口遇到了钱保长。他穿着新做的棉袍,戴着瓜皮帽,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些。看见依萍,他点点头:“陆老师,过年好。”

“钱保长,过年好。”

两人站着,一时无话。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花落在肩头,很快就化了。

“陆老师,”钱保长突然开口,“过了十五,我可能要调走了。”

“调走?去哪?”

“镇上。”钱保长苦笑,“佐藤顾问让我去当助理,说是‘协助皇军管理地方’。”

这是升官,但钱保长的脸上没有喜色,只有苦涩。

“那恭喜了。”依萍淡淡地说。

“恭喜什么。”钱保长摇头,“陆老师,你是明白人,知道这是什么差事。说是助理,其实就是汉奸,就是帮日本人欺负自己人。”

他说得很直接,让依萍有些意外。

“那为什么还要去?”

“不去,就是死。”钱保长看着她,“我死了不要紧,但我一家老小怎么办?我娘七十多了,儿子才八岁。陆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依萍回答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自己的选择。她没有资格评判。

“钱保长,”她轻声说,“人在做,天在看。问心无愧就好。”

“问心无愧……”钱保长喃喃重复,突然笑了,笑得很惨,“我早就没资格说这个词了。陆老师,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遭了报应,你能不能……帮我照顾我儿子?”

依萍的心一紧。这话说得像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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