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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 春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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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江北的春天来得迟疑。残雪还在背阴的山坳里顽固地存着,但向阳的坡地上,已经能看见嫩绿的草芽,像大地试探着伸出的手指。风依然冷,却不再刺骨,带着泥土解冻后的湿润气息。

依萍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地里干活。这是根据地的规矩——除了战斗和特殊任务,所有人都要参加生产。她分到的任务是播种,把玉米种子一粒粒按进松软的土里。

“陆同志,这样。”陈大姐示范着,“间距要匀,深浅要合适。太深了苗出不来,太浅了会被鸟啄去。”

依萍学着做,动作笨拙。她的手拿过笔,拿过话筒,拿过枪,却很少拿农具。不一会儿,腰就酸了,手上也磨出了水泡。

“歇会儿吧。”旁边一个叫春妮的姑娘说,“刚开始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

春妮十八岁,圆圆的脸,总带着笑。她爹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去年牺牲了。春妮没哭没闹,接过爹的锄头,成了村里的劳动模范。

“我不累。”依萍咬牙继续。

她不想被特殊对待。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同志,每个人都在为根据地的生存出力。文艺兵也是兵,兵就要能文能武,能唱能种。

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喝水。春妮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炒熟的黄豆,分给每个人一把。

“陆同志,你唱歌真好听。”春妮说,“昨晚你教我们唱《二月里来》,我娘都说好听,说她年轻时也唱过。”

《二月里来》是依萍新教的歌,歌词简单,旋律优美,唱的是春耕生产。她发现,根据地的群众喜欢这样的歌——贴近生活,有泥土味,能跟着哼唱。

“你娘也会唱歌?”依萍问。

“会一点。”春妮点头,“我娘年轻时是村里唱山歌的好手。后来……后来我爹牺牲后,她就很少唱了。但昨晚她跟着你哼,哼着哼着就哭了。”

依萍的心一紧。战争夺走的不仅是生命,还有歌声,还有生活中那些简单的快乐。

“春妮,你想学新歌吗?”她问。

“想!”春妮眼睛亮了,“我想学那种……那种能让我娘再唱起来的歌。”

“好,我教你。”

下午收工后,依萍没有立刻回住处。她去了村后的山坡,那里能看到整个村庄——几十间茅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耍,战士们在进行训练。

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有生气。很难想象,几十里外就是战场,就是死亡。

她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拿出笔记本。纸张已经用了大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歌词,感想,故事,还有对母亲的思念。

今天她想写一首新歌,给春妮,给春妮的娘,给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却依然坚持生活的妇女。

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很久。她想起春妮说起母亲时的眼神,想起自己病中的母亲,想起李秀英,想起婶子……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是这场战争中最坚韧也最脆弱的存在。

她开始写:

“春天的风吹过山岗

吹散了硝烟,吹绿了田埂

娘在灶前煮着粥

粥里煮着等待,煮着希望

她说,等不打仗了

要给儿子做新衣裳

要给女儿梳漂亮的辫子

要等丈夫回家,补上那件破了的衣裳

可是儿子没有回来

女儿在远方,丈夫在战场

只有风还在吹,一年又一年

吹白了娘的头发,吹深了脸上的沟壑

但娘还在等,还在唱

唱着山歌,等着天亮

她说,人活着,就要有念想

就像种子埋进土里,总要发芽生长

春天来了又走

娘老了,但歌声没老

那歌声里,有破碎的河山

也有不灭的希望……”

写着写着,依萍的眼泪滴在纸上。她想起文佩母亲,那个温柔善良的女人,现在在武汉的疗养院里,是否也在等待?是否也在唱着过去的歌?

“陆同志。”

依萍抬头,是周明。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相机——那是根据地的宝贝,缴获的日本货,只有重要活动时才用。

“周干事。”依萍擦擦眼泪。

“打扰你创作了。”周明走过来,在她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写新歌?”

“嗯,写给妇女们的。”

周明看了看歌词,沉默片刻:“写得好。有具体的人,有具体的情,比口号式的宣传更有力量。”

“我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依萍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

“是啊。”周明望向村庄,“我采访过很多人。有战士,有群众,有老人,有孩子。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坚持,都在相信,相信这场战争会赢,相信好日子会来。”

他顿了顿:“有时候我也会怀疑。看着牺牲的同志,看着被毁的村庄,会想:我们真的能赢吗?但听到群众的歌声,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我又觉得,一定能赢。因为这个民族,这群人,有一种打不垮的东西。”

“什么东西?”依萍问。

“说不上来。”周明想了想,“也许是韧性,也许是希望,也许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本能——要活下去,要活得更好。日本人可以用刺刀占领土地,但占领不了这种本能。”

依萍深有感触。在根据地这些日子,她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也看到了太多的坚韧。缺衣少食,但大家互相帮助;随时面临扫荡,但生活秩序井然;失去亲人,但依然相信未来。

这就是希望,在最黑暗的土壤里,倔强生长。

“周干事,你能帮我个忙吗?”她突然问。

“你说。”

“我想把这里的真实生活记录下来——不只是战斗,不只是牺牲,还有日常的劳作,学习,歌唱。写成文章,配上照片,让外面的人知道,在沦陷区,在根据地,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在生活。”

周明的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我早就想做了。咱们根据地的印刷条件有限,但可以做成小册子,传到其他根据地去,甚至可以想办法送到大后方。”

“那我们一起做。”依萍说,“我写文字,你拍照片。”

“一言为定!”

从那天起,依萍和周明开始了他们的“记录工程”。每天除了正常工作,他们就四处走访,记录根据地的生活。

他们去识字班,拍下老大娘笨拙地写字的场景;去医疗站,记录伤员们互相帮助的故事;去田地,拍下军民一起春耕的画面;去文工团排练场,记录那些年轻的面孔和嘹亮的歌声。

依萍的文字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如实记录。她写春妮教她播种,写陈大姐如何分配有限的物资,写小战士给家里写信时的羞涩,写老大娘在灶前哼唱山歌时的眼神。

每一篇文章都很短,但每一篇都有温度。

周明的照片也很朴实。没有专业的技巧,只是捕捉真实的瞬间。一张照片里,几个孩子围着一本破旧的书,眼神如饥似渴;另一张里,战士们在休息时下象棋,笑容灿烂;还有一张,是依萍在教妇女们唱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每一张专注的脸。

“这些照片,将来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周明小心地冲洗着胶片——根据地没有暗房,他们用被子蒙住窗户,自制了简易的冲洗设备。

“希望将来的人们能看到。”依萍说,“看到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这样生活过,战斗过。”

整理材料时,依萍发现了一个问题:根据地的纸张太紧缺了。印刷传单、教材已经捉襟见肘,要做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需要不少纸。

“我去想办法。”周明说。

几天后,他兴冲冲地回来:“有办法了!镇上有个开纸铺的老板,是咱们的统战对象。他愿意偷偷卖给我们一批纸,但要咱们自己去取。”

“取?怎么取?”

“趁夜去,悄悄运回来。”周明说,“镇上有日军岗哨,很危险。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依萍没有犹豫:“我去。”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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