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渡河（1/2）

九月初，雨来了。

不是江南那种缠绵的细雨，是江北的秋雨，一场接一场，下得又急又冷。道路泥泞不堪，车辙印里积满了浑浊的水，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去县里参加汇演的计划被迫推迟——这种天气，各根据地的队伍根本聚不齐。

文工团里弥漫着焦躁的情绪。大家准备了这么久，眼看就要登台，却被一场雨拦住了路。春妮天天望着村口的方向叹气，王大爷抽旱烟抽得更凶了，连最沉稳的林雪，眉间也多了几道皱纹。

只有依萍不太着急。倒不是她不想去汇演，而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苏作家临走前，给她留了个任务。

“县里汇演推迟，但前线的故事不会等。”苏作家在信里写道，“我有个朋友在《新华日报》，急需战地通讯。你若有胆量，可去渡口采访。那里最近有战事，故事很多。”

渡口在三十里外，是南北交通要道，国共两军和日军都在争夺。最近刚发生过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不小。去那里采访，危险不言而喻。

但依萍几乎没有犹豫。她找到周明，把信给他看。

周明看完，沉默了很久：“太危险了。渡口现在是三不管地带，鬼子、伪军、游击队都在活动，流弹不长眼。”

“我知道。”依萍说，“但故事在那里。”

“故事比命重要？”

“有些故事，需要有人去记。”依萍看着周明，“如果大家都怕危险，那这些故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那些牺牲的战士，那些支前的群众，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会像这场雨一样，渗进泥土里，再也找不见。”

周明叹了口气：“我跟你一起去。”

“你……”

“我是宣传干事，采访是我的工作。”周明说，“而且我会用相机。文字加上照片，故事才完整。”

两人向林雪汇报了计划。林雪一开始坚决反对，但依萍把苏作家的信给她看，又说了那句“故事在那里”。林雪最终让步了，但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两个民兵护送；第二，只能在渡口外围活动，不能深入前线；第三，不管采没采访到，三天必须返回。

“三天后你们不回来，我就带人去找。”林雪说得很严肃。

出发那天，雨还在下。依萍和周明穿着蓑衣，背着简单的行李——纸笔、相机、干粮、药品。两个护送的民兵是兄弟俩，哥哥叫大柱，弟弟叫二柱，都是二十出头，黑黑壮壮，话不多但很可靠。

“陆同志，周干事，咱们走小路，避开大路和村庄。”大柱说，“鬼子经常在路上设卡。”

小路确实难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要在齐腰深的草丛里穿行。雨水顺着蓑衣的缝隙渗进来，衣服很快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黏。鞋里灌满了泥浆，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的声音。

走了大半天，才走出十几里路。中午在一个破庙里休息，吃干粮——玉米饼子已经泡软了，咸菜疙瘩也进了水，吃起来一股怪味。但没人抱怨，都默默地吃着。

“还有多远？”依萍问。

“照这个速度，天黑前能到渡口外围。”大柱说，“但今天可能进不去了。雨太大，渡口那边情况不明，咱们得先找个地方落脚，打探清楚再说。”

下午的路更难走。雨不但没停，还起了风。风雨交加，打在脸上像刀子。依萍的蓑衣被吹开了几次，浑身湿透，冷得直打哆嗦。但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往前走。

周明几次想扶她，都被她推开：“我能行。”

她想起前世那个娇生惯养的陆依萍，那个为一点委屈就要跳苏州河的女孩。现在，她在风雨中跋涉三十里，就为了去听几个陌生人的故事。这变化有多大，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但也许，这才是她本该成为的人——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风雨中的野草。脆弱，但坚韧；微小，但顽强。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渡口外围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已经半毁了，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大柱找到一户熟识的老乡，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伤疤，缺了一只耳朵。看见大柱，他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他们让进屋。

“老赵叔，这是根据地的同志，来采访的。”大柱介绍。

老赵叔打量了依萍和周明一番，点点头：“进来吧，烤烤火。”

屋里很简陋，但生着火，暖和。老赵叔的妻子——一个瘦小的妇人——默默地给他们端来热水和烤红薯。红薯烤得焦黑，但掰开后，金黄的内瓤冒着热气，香气扑鼻。

依萍捧着热水，冻僵的手指慢慢恢复知觉。

“老赵叔，渡口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周明问。

老赵叔抽了口旱烟，声音低沉：“三天前打了场大仗。八路军一个连在这里阻击鬼子一个中队，打了整整一天。鬼子死了几十个，咱们也牺牲了不少人。现在渡口还在咱们手里，但鬼子在对面集结，随时可能再打。”

“我们能去渡口吗？”依萍问。

“明天看情况。”老赵叔说，“今天雨太大，渡口那边戒严了，谁也进不去。明天要是雨停了，我想办法带你们去。但话说在前头——很危险。流弹不长眼，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天晚上，依萍睡在老赵叔家的土炕上。炕烧得热，但她的心很冷。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沉甸甸的预感——明天，她会看到战争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

半夜，她被枪声惊醒。不是很近，但很清晰，是从渡口方向传来的。接着是爆炸声，闷闷的，像地底下传来的雷。

她坐起来，看见周明也醒了，正靠在墙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交火了？”依萍轻声问。

“可能。”周明说，“听声音，规模不大，应该是小股部队的骚扰。”

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刻钟，然后停了。夜重归寂静，只有雨声，淅淅沥沥，没完没了。

依萍再也睡不着。她拿出笔记本，就着窗外的微光，写下：

“九月初三，宿于渡口外围赵家。夜半闻枪声，远而清晰。老赵叔鼾声如雷，其妻辗转反侧。战争之于百姓，如影随形，睡梦中亦不得安宁。

“明日将赴渡口，心无惧，反有期待。非期待战争，乃期待真实——那些被硝烟遮蔽的真实，那些被数字简化的真实，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

“苏作家言：‘战地记者之责，不在歌颂，亦不在暴露，而在见证。’明日，当见证。”

第二天，雨停了。天空还是阴沉的，但总算不再滴水。老赵叔早早起来，出去打探消息。一个时辰后回来，说：“可以去了。但只能待一个时辰，中午前必须离开。”

渡口离村庄只有三里路，但走得很慢——路上到处都是弹坑、碎砖、烧焦的木料，还有没清理干净的血迹。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混合着火药、焦土和某种甜腥气。

依萍的呼吸变得急促。这不是她第一次接近战场——扫荡时，她也见过废墟，见过死亡。但这里不同。扫荡是突发的灾难，这里是持续的交火区，死亡是日常，是常态。

终于看到了渡口。那其实不是正规的渡口，只是河面较窄、水流较缓的一段。河上原本有座木桥，现在被炸断了，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桥桩立在水中。两岸搭起了临时的浮桥，用木排和门板拼成，晃晃悠悠。

河这边，是八路军的阵地。战壕挖得很深，上面盖着树枝伪装。几个战士在修补工事，浑身是泥，脸上有疲惫，但眼神很锐利。看见老赵叔带着陌生人过来，一个年轻的哨兵拦住他们：“站住！什么人？”

老赵叔上前解释。哨兵打量了依萍和周明一番，转身去报告。不一会儿，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人，三十多岁，满脸胡茬，左臂缠着绷带。

“我是连长，姓陈。”他的声音沙哑，“听说你们是记者？”

“是的。”周明上前，“我们是根据地的宣传干事，想采访渡口战斗的情况。”

陈连长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大柱二柱，点点头：“时间不多，跟我来。”

他带他们进了战壕。战壕里很潮湿，积着水，角落里堆着弹药箱和急救包。几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卫生员正在给他们换药。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药味。

依萍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口，把注意力集中在陈连长身上。

“三天前的战斗，我们连负责阻击。”陈连长说话很简练，“鬼子一个中队，大约一百八十人，配有迫击炮和重机枪。我们连一百二十人，轻武器为主。从早上打到傍晚，打退敌人四次冲锋。毙敌五十余，伤敌不详。我方牺牲三十七人，伤四十二人。”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念一份报告。但依萍注意到，当他说“牺牲三十七人”时，喉结动了一下。

“能说说具体的过程吗？”依萍问，“或者……说说那些牺牲的同志？”

陈连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指着战壕里一个位置：“这里，是小王的位置。十九岁，河南人。鬼子第三次冲锋时，重机枪卡壳了，他站起来修，被子弹打中胸口。临死前说：‘连长，枪修好了。’”

他又指另一个位置：“这里，是老李。三十八岁，老红军。爆破手，抱着炸药包炸鬼子坦克，同归于尽。家里有老婆，三个孩子。”

“这里，是小赵，通讯员。十七岁，送信时被炮弹炸断腿，流血过多死的。死前一直喊娘。”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位置，七八个人。每个人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拼凑起来，是一幅完整的战斗图景——有英勇，有恐惧，有绝望，有坚持。

依萍记着，手有些抖。这些名字，这些年龄，这些简单的遗言，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

周明拿出相机，想拍照，但陈连长摆摆手：“别拍伤员，别拍具体工事。可以拍远一点的场景。”

周明明白了。他爬到战壕边，对着河对岸拍了几张——对岸的鬼子阵地隐约可见，有工事，有岗哨，有膏药旗在阴沉的天空下飘着。

依萍继续采访。她问了一个问题：“陈连长，打这样的仗，你们怕吗？”

陈连长看了她一眼：“怕。谁不怕死？但怕没用。鬼子打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杀你全家。就这么简单。”

“那……支撑你们打下去的是什么？”

“很多。”陈连长想了想，“一开始是报仇，我爹被鬼子杀了。后来是责任，我是连长，得带弟兄们活下去。现在……现在就是觉得，这场仗必须赢。不赢，中国就没了。”

他说得很朴素，但依萍听懂了。这不是口号式的爱国主义，是最朴素的生存逻辑——你不打，你就活不下去；你退了，你的家园就没了。

这时，对岸突然响起枪声。不是朝这边打，是朝天空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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