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6章 风声（1/2）
巡回宣传进行到第五天时，沈文心病了。
那天他们刚到第三个村子——一个叫杨树沟的小山村，更偏僻，路更难走。早上还好好的，中午沈文心就说头疼，下午开始发烧，脸颊通红，嘴唇干裂。依萍摸摸她的额头，烫手。
“可能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累着了。”春妮担忧地说，“这几天她太拼了，白天劳动，晚上采访写稿，几乎没怎么睡。”
依萍当机立断：“不参加下午的劳动了，在住处休息。我去找村里的郎中。”
村里的郎中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把了把脉，看了舌苔：“外感风寒，加上劳累过度。得好好休息几天，不能再劳累了。”
开了几味草药——柴胡、黄芩、甘草，都是常见的。依萍去煎药，春妮陪着沈文心。
沈文心躺在床上，烧得迷迷糊糊，还在念叨：“我没事……下午还要去采访王大爷家……”
“别说话了，好好休息。”春妮给她敷上湿毛巾，“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你倒下了，还怎么工作？”
药煎好了，依萍端进来，一勺一勺喂沈文心喝下。药很苦，沈文心皱紧眉头，但都咽下去了。
“谢谢你，陆同志。”她虚弱地说。
“谢什么，你是我们的同志。”依萍说，“在这里，同志就是亲人。”
傍晚，沈文心烧退了些，但还很虚弱。依萍和春妮商量，决定在这个村子多待一天，让沈文心休息好了再走。
晚上有演出，但沈文心不能参加了。依萍让她好好躺着，自己和春妮带着其他同志去准备。
演出在村口的打谷场。今天演的是短剧《识字班的故事》，根据依萍写的那个剧本改编的。春妮演冬梅，二柱演冬梅丈夫，其他同志演识字班的妇女。演到冬梅克服困难坚持学习、最后丈夫从反对到支持时，台下许多妇女都抹起了眼泪。
演出结束后，依萍没有立刻回住处。她坐在打谷场边的石碾上，看着渐渐散去的人群，心里想着沈文心，想着巡回宣传的意义，想着远方的周明。
春妮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陆同志，想什么呢？”
“想沈同志的病，想咱们的宣传到底有多大作用。”依萍说，“你看，每次演出，群众都很感动，但感动之后呢？真的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吗？”
“能的。”春妮肯定地说，“上次在柳树屯，演完《三家春》后，村里真的成立了互助组。这次演《识字班的故事》，肯定也会有妇女想去识字。咱们的戏，就像种子，撒下去了，总会发芽的。”
“希望如此。”依萍叹了口气，“只是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太微小了。一场戏，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呢？前线在打仗，每天都有人牺牲。”
“但总得有人做这些事。”春妮说，“陆同志，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觉得唱歌演戏没什么用，不如拿枪上前线。但后来我想通了——前线需要枪，也需要精神。咱们的文工团，就是给前线后方送精神的。精神垮了，枪再多也没用。”
依萍看着春妮，这个原本只知道唱歌跳舞的姑娘，现在能说出这样一番话，进步真大。
“你说得对。”她说，“是我一时钻牛角尖了。”
“你是担心沈同志。”春妮理解地说，“其实我也担心。她从大城市来，身子骨弱，又这么拼。但咱们劝不住她，只能尽量照顾她。”
两人又坐了一会儿，才回住处。
沈文心已经睡了，呼吸平稳。依萍摸摸她的额头，烧基本退了。她放下心来，在油灯下开始写今天的日记。
刚写了几行，沈文心醒了，轻声说：“陆同志，你还没睡？”
“马上睡。你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沈文心挣扎着要坐起来，依萍按住她：“躺着别动。”
“陆同志，”沈文心看着依萍，眼神在油灯下显得很深邃，“我想跟你说件事。”
“你说。”
“今天发烧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沈文心缓缓说，“梦见我父亲——就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那个编辑。他站在一片废墟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对我说：‘文心，笔不是武器，但有时候，笔比武器更有力量。因为它能记录真相，能唤醒人心。’”
她顿了顿：“醒来后我想，我来根据地，就是想用笔做点事。但我发现，这里的笔，和上海的笔不一样。上海的笔是匕首，是投枪，要刺破黑暗。这里的笔是犁头，是种子，要耕耘土地，要播种希望。我还在适应这种转变。”
依萍握住她的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的文章，你的朗诵，都很有力量。”
“可是我还不够。”沈文心摇头，“我还是带着知识分子的腔调，还是站在高处看群众。我要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像你一样，像春妮一样。”
“这需要时间。”依萍说，“你已经走在正确的路上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沈文心说，“等我病好了，我要更深入地采访，更朴实地写作。我要写真正属于这片土地、这些人民的文章。”
“好。”依萍欣慰地笑了，“我帮你。”
第二天，沈文心坚持要起来，虽然还很虚弱。依萍拗不过她，让她在屋里整理前几天的采访笔记，写些短文，但不准出门。
沈文心很听话，坐在窗前的小桌旁，认真写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苍白的脸上，但眼神很专注。
依萍和春妮去参加村里的劳动。今天的工作是帮军属家翻地。军属姓马，儿子在前线，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十岁的孙子。五亩地，两个老人翻不动。
七八个人一起干，锄头翻飞，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依萍干得很卖力，手上又添了新茧，但心里很踏实。这种实实在在的帮助，比任何口号都更有意义。
休息时，马大爷蹲在地头抽烟，看着翻好的土地，眼圈红了：“谢谢同志们，谢谢。等儿子回来，看见地没荒，心里就踏实了。”
“马大爷，您儿子在哪个部队？”春妮问。
“新四军，在江南。”马大爷说，“去年来的信，说打了胜仗，受了点伤，不碍事。这都快一年了，没信了。”
依萍心里一紧。江南，新四军……她想起自己知道的历史，想起那个即将发生的悲剧。但她不能说，只能安慰：“马大爷，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可能部队转移了，信送不出来。您别太担心。”
“我不担心。”马大爷抹抹眼睛，“我儿子是打鬼子的，光荣。我就是……就是想他。”
气氛有些沉重。春妮赶紧转移话题，唱起了歌。大家跟着哼，歌声在田野上飘荡，冲淡了悲伤。
中午回住处，沈文心已经写好了两篇短文。一篇写昨天看病的经历，题目叫《乡间郎中》；一篇写听到的马大爷的故事，题目叫《等待》。
依萍读了，很感动。特别是《等待》，写得很克制，但很有力量：
“马大爷蹲在地头，抽着旱烟，眼睛望着南方。那里有他的儿子，有新四军，有战场，有牺牲，也有希望。”
“他说：‘我不担心。’但眼睛里的担忧，藏不住。”
“这就是中国千千万万军属的缩影——等待，无尽的等待。等一封信，等一个人，等一场胜利，等一个团圆。”
“但他们没有停止生活。他们种地，做鞋，支前，用最朴实的方式支持着前线的亲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后方稳固，前方才能安心打仗。”
“等待很苦，但希望很甜。所以马大爷擦干眼泪，又拿起了锄头。他说：‘把地种好，等儿子回来，有饭吃。’”
“这就是中国农民，这就是中国父母——用最深沉的爱，最坚韧的等待，支撑起这场漫长的战争。”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等待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记住：每一场胜利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马大爷在等待，在付出。”
“记录这些等待，就是对牺牲和奉献最好的致敬。”
依萍放下稿纸，看着沈文心：“写得真好。特别是最后一段，点题很准。”
沈文心有些不好意思：“我是真这么想的。听到马大爷的故事，我心里很难受，但也很敬佩。这些普通百姓，才是抗战真正的脊梁。”
“你说得对。”依萍说，“所以我们的笔，要为他们服务。”
下午，沈文心感觉好些了，坚持要出门走走。依萍陪着她，在村里慢慢散步。
杨树沟很小，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坳里。房子都是土坯的，低矮破旧，但很整洁。鸡在院里啄食，狗在门口打盹，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耍，看见生人，好奇地围过来。
“姐姐，你们是文工团的吗？”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大胆地问。
“是的。”沈文心蹲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铁蛋。”男孩说，“我爹说，你们会唱歌，会演戏。昨晚我看了，演得真好。”
“你喜欢看吗？”
“喜欢！”铁蛋眼睛亮亮的，“我也想学认字，像戏里的冬梅姐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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