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9章 歌声满窑洞（1/2）

晋西北的山区，雪还没化尽。

独立团三连驻扎在一个叫小王庄的村子里。村子不大，三十几户人家，大多住窑洞。连部设在村头的老乡家里，堂屋墙上挂着一张手绘的作战地图，旁边贴着一张新贴上去的识字表。

识字表很简单：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五个大字：“人、口、手、山、水”。每个字

晚饭后，战士们挤在堂屋里。油灯的光晕昏黄，照着那些年轻而粗糙的脸。指导员杨秀芹站在识字表前，手里拿着一根小木棍。

“今天学第一个字。”她用木棍指着“人”字，“这个字念‘人’。咱们都是人，中国人，打鬼子的人。”

战士们跟着念：“人——”

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

“怎么写呢？”杨秀芹在黑板上——其实就是一块用锅底灰涂黑的木板——写下“人”字，一笔一画，写得很慢，“一撇，一捺。像一个人站着，两条腿。”

有战士在膝盖上比划，手指在空中描摹。

“学会写自己名字的‘人’字，”杨秀芹继续说，“以后领津贴，就能自己签名。收到家信，能认出信封上自己的名字。等以后不打仗了，回家，能教自己的孩子认字。”

堂屋里安静下来。油灯噼啪响了一声。

一个年轻的战士——才十七岁，叫栓子——怯生生举手：“指导员，我……我能多学几个字吗？”

“能。”杨秀芹点头，“但咱们不急，一天一个字，学扎实了。”

“我想学‘国’字。”栓子说，“贾先生文章里老写‘国’。”

杨秀芹笑了：“‘国’字比较复杂，咱们过几天学。今天先把这个‘人’字写会。来，每人发一张纸，一支铅笔——纸是缴获的鬼子笔记本裁的，铅笔也是缴获的，省着点用。”

纸和铅笔发下去。战士们如获至宝，有的人把纸铺在膝盖上，有的人凑在油灯下，开始歪歪扭扭地写那个“人”字。

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沙沙的，细密的，在这个山村的夜晚里，像春蚕在啃食桑叶。

杨秀芹走到门口，看着堂屋里的景象。那些拿惯了枪的手，此刻笨拙地握着铅笔；那些看惯了战场血腥的眼睛，此刻专注地盯着纸上的笔画。油灯的光在他们脸上跳跃，照亮了额头的汗珠，照亮了紧抿的嘴唇，照亮了那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她忽然想起贾玉振在《告中华同胞书》里写的一句话：“我梦想有一天，父亲能教儿子识字。”

现在，在这个离重庆千里之外的山村里，在战争的间隙里，这些年轻的战士，正在学着认字。也许他们中很多人等不到教自己孩子的那一天，但至少此刻，他们自己在学。

这就够了。

一个字，就像一颗种子。落在心里，总有一天会发芽。

而在延安的一间办公室里，灯火亮到深夜。

桌上摊着几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一人一字”运动开展情况的汇报，一份是鲁艺“玉振文艺研究组”的活动记录，还有一份是从重庆传来的最新情报——关于中美联合实业公司的运营情况，关于贾玉振近期的创作动态，关于重庆各方势力对他的态度。

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中年人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钢笔，却没有写。他在看，在思考。窗外的延安已经沉睡，只有远处哨兵的脚步声，规律而清晰。

他叫李科农，负责某方面的工作。此刻他看的，是情报中关于贾玉振保护措施的部分。

“美军一个排常驻七星岗周边。”

“前线部队派出的‘铁血卫队’五十人。”

“军统方面态度暧昧，但未撤监控。”

“民间自发组织的‘护振队’约三十人。”

保护力量看起来不少，但李克农知道，在重庆那个复杂的环境里，这些力量分散、多头、各有各的算盘。真正危急时刻，能不能形成合力，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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