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2章 两封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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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舟那张复测记录表归档的时候，最后一栏还空着，“待接”两个字没人擦。
同一阵子，林知意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
第一封是她探监那天带去的，写完封好带在身上，见了面没有给。回来以后她把信放进了抽屉，锁上了。
第二封她写于那年冬天。
她在海城大学的旧实验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三楼，最里头那间。那间屋子现在是她的——方远山用过的那间，锁坏了以后没有人去修，总务处把钥匙给了她。
屋子空了很久。推开门的头一下是霉味，混着旧水泥台面上那股潮气。窗户关着，她每天进来第一件事是把窗推开一条缝，风进来一点，霉味散不掉，只是不那么闷了。
纸是老式的信纸，压着格线，钢笔写上去会洇。屋里没有暖气，她的手指到后半夜就僵了，写字的时候要停下来搓一搓，搓完再接着写。
她在那间屋子里写了三个晚上。
第一段写的是那份清单。
爸：三月零八那个编号，你说不是日期。它是什么，我查到了。陶明远把它拆成了三百零八笔，每一笔的最后三位都是308。八亿，三百零八笔，每一笔都在三月八号走完。
第二段写的是那个铁盒。
你在会见室写给我的两个字，我认得。那是你年轻时候的字。
第三段她写了很久，写到一半撕了，重写。
爸：你不肯说。我也不逼你。我只把我知道的写在这儿——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周建邦从正和监理借走了实验室改造项目监理日志的送检前版本。七月十八号，方老师把东西送了出去。七月十九号他录了那段视频，说实验室的门被人换了锁芯，通风系统被人关过。他说他报过消防。
后来方老师死了，官方认定是实验室事故。
周建邦的供词里说，那本送检前版本是经他的手交出去的。他不知道那本日志后来被谁看了——他说他借的时候没细看。我不信。
你在会见室跟我说，那个东西不在一个地方，它在一个人的手上；那个人要是死绝了它就没了，那个人要是不死它就还在。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着我说的。你在提醒我，有一个人还活着。
爸，我不问那个人是谁。你不说，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我就要去找他。你怕我去找。
我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让你知道：我不去找了。
不是因为我不该找。是因为我这三年找过的东西，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我从那份清单找到铁盒，从铁盒找到旧实验楼，从旧实验楼找到我自己爸年轻时候的字。你说得对，我要是再往下找，我早晚要找的那个人，一定是你认识的。
我不找了。
这个案子我做完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方老师，是为了让那十二栋楼里的人能回去住。你要骂我，你写第二封信骂我。
这封信你不用回。
她写完，装进信封，封口没粘。
信封压在搪瓷缸子底下。缸子是方远山的，她从旧实验室搬过来，一直放在自己桌上。掉了两块瓷，磕出来的印子摸上去有毛边。她端着它喝过水，水是凉的，缸底沉着一层水垢。
又坐了一会儿，收拾东西走了。
那封信压在搪瓷缸子底下，纸边卷起来的时候，有人进过那间办公室。
进那间办公室的人有钥匙。总务处给了她一把，另一把早些年就说不清放哪儿了，档案室的登记本上只写着未编号。
那把钥匙后来在一次盘点的时候被人找到了。
找到钥匙的人把它交到了总务处。
总务处登记了一下，说这把钥匙没有对应编号，锁了。
林知意的信一直压在那个搪瓷缸子底下。
她没有等到回信。
她等的是别的。
第二年春天，她接到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是监狱那边的会见管理，说林远洲申请了一次特殊的会见许可，理由是家属申请提交个人物品。
会见室还是那间。桌子还是那张桌子，墙上那块绿色的布还在，文明会见四个字褪得更淡了。
林远洲这次比上次更瘦。他坐着，面前摆着一个牛皮纸袋。
“知意。”
“爸。”
林远洲的手在抖，比上次厉害。
他把那个牛皮纸袋推到桌子中间。
“我写不了信。”他说，“我写了两回，写完都撕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林知意看着他。
“所以我让监狱寄这个。”他说。
牛皮纸袋里是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三张纸。
第一张是一份文件复印件，抬头是某个咨询公司的名字，跟着一个年份和一个职务。
二十三个名字里，有三个被红笔圈了。
“陶明远在里面。”林远洲说，“二〇一〇年三月，他在财务部，管资金归集。他不是一个人干的，他上面还有人。”
“这些名字是谁给的。”
“是我。”林远洲说，“这二十年我什么都没做，我就记了一份名单。我不敢交出去，我怕交出去我死得比方老师快。”
“方老师死的时候，您在场吗。”
林远洲摇头。
“我不在。”他说，“但是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他停了很久。
“电话里让我别去。”
“谁打的。”
“我不知道。”林远洲说，“我那时候在城东开会。会议开到一半，我接到电话，号码是座机，区号是省城。我没去。”
他把手放在桌上，两只抖着的手压着牛皮纸袋。
“知意，我这辈子做过很多事。我做过一件，是我最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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