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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第一次牵手,在手术室门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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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清晨五点。

电话铃响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正梦见苏州的太湖,水波粼粼,可云在湖边绣花,阳光把丝线照得闪闪发亮。然后铃声就像一把刀,切开了那个宁静的梦。

我抓起听筒,还没开口,就听见何书桓嘶哑的声音:“依萍……医院……陆伯父不行了……”

大脑空白了三秒。

“你说什么?”

“昨晚……昨晚王雪琴在监狱里被人打了……”何书桓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凌晨消息传到医院,陆伯父听到后突然抽搐,医生说是……是脑溢血,要马上手术……”

我握着听筒的手开始发凉:“哪个医院?”

“圣玛丽,还是圣玛丽……”

电话挂断。我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穿衣。动作很机械,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陆振华要死了,陆振华要死了。

推开卧室门时,傅文佩已经站在走廊里。她穿着睡袍,脸色苍白:“谁的电话?”

“何书桓。”我说,“陆振华脑溢血,要手术。”

傅文佩的身体晃了一下。我扶住她,感觉到她的手冰凉。

“妈……”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得很快,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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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医院三楼,神经外科。

走廊里已经乱成一团。如萍瘫在长椅上哭,何书桓在跟医生说话,几个护士推着设备车匆匆跑过。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混合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

“病人家属呢?”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拿着手术同意书,“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如萍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核桃,嘴唇哆嗦着:“我……我不敢……万一……”

“不手术就是死。”医生说得很直接,“手术还有一线希望。快决定!”

如萍又哭了,无助地看向何书桓。何书桓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张了张嘴,最终说:“如萍,你是长女,这字得你签……”

“我签不了……”如萍摇头,眼泪不停地掉,“爸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害死的……”

医生急了:“再拖下去就真没救了!”

就在这时,傅文佩走了过去:“我来签。”

所有人都愣住了。医生看向她:“您是……”

“我是他妻子。”傅文佩说得很平静,“法律上还是。”

如萍猛地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傅文佩——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

医生把同意书递过来。傅文佩接过笔,手有些抖,但还是在签名处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傅文佩。

“手术室在四楼。”医生说,“你们去那边等。”

陆振华被推出来了。他躺在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单,只露出一张灰败的脸。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呼吸很浅,几乎看不见胸口的起伏。

如萍扑过去:“爸!爸你醒醒……”

护士拦住她:“家属请让开,病人要马上手术!”

推床被推进电梯,门关上,红色的数字开始跳动:3……4……

四楼手术室外,灯亮着。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刺眼得让人心慌。

长椅冰冷,坐上去时能感觉到金属的凉意透过衣服传进来。如萍还在哭,何书桓坐在她旁边,低声安慰着。傅文佩坐在另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上,眼睛盯着手术室的门,一动不动。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色。冬日的清晨,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很厚,看起来要下雪。

手机震了一下。是顾慎之发来的短信:“听说陆家出事了。你在医院?”

我回:“嗯,圣玛丽四楼。”

“我来陪你。”

我想说不用,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最终只回了一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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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慎之来的时候,手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他穿着深灰色大衣,围着我送他的那条围巾,脸色还有些苍白,但走路已经看不出受伤的痕迹。看见他,我忽然觉得紧绷的神经松了一点。

“情况怎么样?”他走到我身边,声音很低。

“不知道。”我说,“进去一个小时了,没消息。”

他点点头,没有多问,只是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看着窗外。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汽,外面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

如萍还在哭,声音已经哑了,变成断续的抽泣。何书桓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但还是耐着性子拍着她的背:“别哭了,哭也没用……”

“书桓,”如萍抬起泪眼,“要是爸没了……我怎么办……陆家怎么办……”

“不是还有我吗?”何书桓说,“我会照顾你的。”

这话说得温柔,但我看见他眼里一闪而过的不耐烦。

傅文佩忽然站了起来。她走到如萍面前,递过去一张手帕:“擦擦脸。你爸还在里面,你在这里哭,他听得见。”

如萍愣住了,接过手帕,呆呆地看着傅文佩。

“你恨我吗?”傅文佩忽然问。

如萍张了张嘴,没说话。

“恨也正常。”傅文佩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还是要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他现在躺在里面,生死未卜。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哭也好,闹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

如萍的眼泪又掉下来,但这次没出声,只是咬着嘴唇,用力地点头。

傅文佩走回座位,重新坐下。背挺得很直,像一棵不会弯曲的松树。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

护士出来过一次,说情况不乐观,出血量太大,要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如萍听完又哭了,何书桓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傅文佩始终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手。

顾慎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吃不下。”我说。

“那喝点水。”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递给我,“傅文佩女士让我带来的,说你肯定没吃早饭。”

我接过,水温正好,是红枣茶,甜丝丝的。喝了一口,胃里确实暖了些。

“你的伤怎么样了?”我问。

“好多了。”他说,“拆线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

我们又沉默了。手术室外的等待,像一场漫长的凌迟。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如萍压抑的抽泣,听见远处隐约的脚步声。

墙上的钟指向上午九点。窗外开始飘雪,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旋转,然后轻轻落下。

“下雪了。”我说。

“嗯。”顾慎之也看向窗外,“今年冬天雪真多。”

“瑞雪兆丰年。”

“但愿。”

手术室的门忽然开了。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出来的不是医生,是一个护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病人需要输血,血库告急。你们谁的血型是O型?”

如萍愣住了:“我……我不知道……”

何书桓说:“我是A型。”

傅文佩开口:“我是O型。抽我的。”

护士看了看她:“您多大年纪?”

“四十二。”

“跟我来。”护士说。

傅文佩跟着护士去了采血室。背影很瘦,但脚步很稳。

如萍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说:“佩姨她……其实一直很好。”

我没说话。

何书桓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如萍低下头,又不说话了。

采血室的门关上了。走廊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钟摆滴答滴答的声音。

顾慎之忽然说:“你母亲很了不起。”

“我知道。”我说。

“你也一样。”

我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走廊的灯光下很清晰,金丝眼镜后的眼睛温和而坚定。

“手术还不知道结果。”我说。

“不管结果如何,”他说,“你都做了该做的。”

是吗?

我做了该做的吗?

我来医院,看着陆振华被推进手术室,看着他生死未卜——这就是我该做的吗?

上辈子,我恨他恨到希望他死。

这辈子,我还是恨他,但当他真的可能死时,我却站在这里,等着一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结果。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傅文佩回来了,脸色有些苍白,手臂上按着棉球。护士说她抽了400毫升,让她休息,但她还是坐回了长椅上。

“您还好吗?”我问。

“没事。”她说,“就是有点晕。”

顾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吃点甜的,补补血糖。”

傅文佩接过,道了谢,慢慢吃着。

窗外的雪下大了,纷纷扬扬的,把世界染成一片白。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

下午一点,门终于开了。

主刀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脸上是疲惫的神色。所有人都围了上去。

“医生,我爸……”如萍的声音在发抖。

“手术……算是成功了。”医生说,“出血止住了,血块取出来了。但病人年纪大,又有高血压病史,术后恢复很难说。而且……就算醒了,也可能有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何书桓问。

“偏瘫,失语,或者……智力受损。”医生说得很直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如萍的腿一软,差点摔倒。何书桓扶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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