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四零七章 算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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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午,京师朝堂接到了太原府城失陷的消息,有识之士一片大哗,崇祯皇帝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尽管崇祯皇帝没去过太原,甚至都没出过京师,但是太原城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去一趟才能认识到,因为无论是从舆地图上,还是从无数前朝史册上就能看到明明白白。
从太原城往北,可以威胁大同、宣府,往东可以直通真定、保定,往南可以控扼河洛与关中。
太原城一旦落入敌手,敌人一下子就至少拥有了三种战略选择。
北上,可以进攻大同、宣府,然后经居庸关,直奔京师。
东进,可以出井陉或者蒲阴陉,攻击真定,保定,再转往北,同样可以直逼京师。
或者南下,可以走滏口陉或者白陉,占领彰德府、卫辉府,然后经略北直与山东。
当然,李自成从关中统率大军进入山西,北上太原,其军事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肯定不会在占领了太原重镇之后掉头南下,或者止步不前。
所以一定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
然而,不管是他们接下来是继续北上或者东进,其最终目标必定是京师。
这一次,李自成是奔着京师来了。
崇祯皇帝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早在去年他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后,曾经征求过内阁大臣们关于流贼进占关中之后果的看法。
不管是后来继任首辅的大学士陈演,还是递补为次辅的大学士李建泰,全都信誓旦旦的对他说,流贼与东虏相比,不过是疥癣之疾。
不足为虑,只要洪承畴、祖大寿或者杨振任何一支兵马入关,流贼都不可能继续做大,覆灭不过是迟早而已。
后来继任首辅的陈演,还头头是道地向他分析了流贼必然败亡的道理。
比如西北之地贫瘠,加上历经多年战乱,人民离散,田地荒芜,流贼占据西北之后,同样收不上粮饷,收不上钱粮就无法养兵,也就无法继续做大。
再比如流贼僭越立国,大肆派设伪官,到处骗诱百姓从贼,可是他们占据的地方越大,骗诱从贼的百姓越多,他们的各种开支负担就越大,最后必定不战自败,等等。
现在看,都成了笑话。
但是当时,包括崇祯皇帝本人在内的许多在京勋贵和朝廷大臣,都对此深以为然。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经历国库空虚的煎熬,一直在经历收不上钱粮却要承担大笔钱粮支出的煎熬。
陕西、三边甚至整个西北之地,在他们眼中早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钱粮黑洞了,只有无穷无尽的投入,却根本看不到应有的产出。
在崇祯皇帝的内心深处,甚至还有许多朝廷大臣的内心深处,整个西北地区早就是鸡肋一样的地方了。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就像是京师朝廷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巨大包袱,既放不下,又背不动。
所以当时,崇祯皇帝除了以讳败为胜、蒙蔽圣听的罪名下旨将周延儒处斩之外,并没有再深究其他人的责任。
对于信誓旦旦的认定流贼占据西北不足为虑的陈演,崇祯皇帝直接首肯他接任周延儒做了新的内阁首辅。
但是这一次,李自成统率大军出陕入晋,先占平阳府,又下太原城,却是狠狠打了京师朝堂的脸面。
其中首当其中的,自然是内阁首辅陈演。
随着太原失陷的消息传入京师,六科、都察院的弹章再次汹涌而来,不过这次弹劾的对象由蔡懋德,变成了内阁首辅陈演。
陈演又惊又惧,只得写了一道辞章递上,随后躲在自己的府中闭门不出。
陈演一请辞,内阁再次陷入停摆,一时间,崇祯皇帝连个愿意带头与他商议善后事务的人选都找不到了。
最后只能捏着鼻子否掉了陈演的辞呈,将许多弹劾陈演无能误国的弹章留中不发,同时严旨令他继续入阁办事。
与此相应的是,现任兵部尚书张国维就没这么幸运了。
因为太原地位重要,太原失陷,封藩太原的晋王一系落入贼手,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如果说陈演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已经当了两年兵部尚书的张国维,就成了最好的背锅之人。
于是,兵部尚书张国维很快就被罢免。
与洪承畴交情不错、一直在朝中为洪承畴充当口舌的张缙彦,进入崇祯皇帝视野,并得到火速提拔,直接从一个正七品的兵科都给事中,一步迈上了兵部尚书的高位。
张缙彦四十来岁,在下层蹉跎多年,如今骤得高位,相对那些暮气沉沉的内阁大臣和其他各部尚书来说,显得锐气十足。
当他奉诏入对的时候,崇祯皇帝征求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们应对时局之法,其他大臣皆推诿卸责,不肯出头,有的甚至于讷讷不能言,而他则排众而出,上来就抛出了数条对策。
崇祯皇帝闻之大喜,一时尽皆采纳。
其一,命晋人出身的内阁次辅、大学士李建泰出京,赴保定、真定、山东督师,总制保定总督王永吉、总兵张存仁、新任山西巡抚郭景昌、山东巡抚黄希贤、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分兵布防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娘子关一线。
其二,命已经进兵汴、洛一线的洪承畴,总领其本部以及山西、河南、山东、徐州所有兵马,从汴洛等处北渡黄河,走白陉、轵关陉进入山西南部,追击流贼大军,收复山西等处失地。
其三,命山西镇总兵周遇吉死守宁武关,堵住流贼北上大同、宣府的道路。
其四,命镇朔将军宣府总兵杨国柱率军赶赴大同,统率宣府、大同、朔州等等地官军协防宁武关。
还有最后一条,也是令所有人暗中松了一口气的,就是张缙彦请求崇祯皇帝尽快明发诏书,紧急调集关宁侯祖大寿、镇东侯杨振各率大军入卫京师。
诏书不是手谕,更不是口谕。
手谕或者口谕,有讨价还价或者见机行事的余地。
但是由皇帝批准、翰林院起草、内阁联署的诏书,则是非常严肃正式的正式圣旨,如不遵照执行,那就是大逆或者叛乱,必然招致天下人的唾骂。
对此,不管是一直称病的祖大寿,还是出征在外的杨振,都不敢在面对这样明发天下的诏书时推诿拖延。
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京师朝堂的大臣们都意识到了山西失陷的严重性,居然十分难得的通力合作了一把,迅速完成了所需手续。
包括被强令出京督师的内阁次辅李建泰,也强压下心中不满,硬着头皮带着一堆家仆从人,在二月十四日上午匆匆离京,赶往保定去了。
与他同时离京的,当然还有携带诏书奔赴各方传旨的一批批内臣和锦衣卫缇骑人马。
张缙彦能想到的这些对策,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对策,其他人之所以不愿意提,主要是因为在崇祯皇帝这里,通常是谁提议朝廷该做什么事,那么这个事情有九成要落到提议之人的头上。
正常情况下,做就做吧,做的事情越多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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