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5章 海涅的远房表亲与《莱茵报》的查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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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5章海涅的远房表亲与《莱茵报》的查禁
我们的报纸必须呈交给警察去嗅一嗅，如果警察的鼻子嗅出任何非基督教或非普鲁士的东西，报纸就不允许出版。
卡尔·马克思，1843年《莱茵报》遭普鲁士政府查禁后感慨巴黎，1844年1月亲爱的亚瑟：
你上次来信时，我恰好正在与一位出版商争论。请不要误会，我们并非在争论文学的价值，在巴黎，倘若一个人还需要向出版商解释文学的价值，那么他显然既不懂文学，也不懂出版商。我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稿酬展开，尽管后者远不及前者高尚，但却有一个令人愉快的优点，那就是稿酬起码可以用法郎计算，但文学价值不行。
我已经在巴黎这座城市生活了十余年，按理早该习惯这里的一切，但巴黎始终是一位奇怪的女主人。
她允许你进入客厅，却不保证你能在客厅找到一张可以入座的椅子，她向每个人许诺自由，以致于将宽广、温暖的胸脯敞开给普鲁士、奥地利以及一切德意志邦的政治警察和便衣，她让全欧洲最聪明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咖啡馆里，又让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无力支付咖啡钱。
喔！多么伟大啊！巴黎！我必须得承认，这座城市确实有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
德意志的哲学家们在书房里研究自由，法国人却在街上争论自由究竟应当值多少钱，前者能够用三百页证明世界应当改变，而后者通常只需要一场革命，便能证明世界改变之后仍然需要缴纳房租和餐费。
我亲爱的亚瑟，我的老朋友，倘若您能放下内务部的工作来到冬日的巴黎走上一圈，便能轻易
发现，这里的天气与政治颇具相似之处，阴冷、潮湿，而且永远有人宣称，下一场阳光已经近在眼前。
我这话不是想讽刺你：至少主观上没有这个意思。你了解我：正如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像奥地利的梅特涅那样神经敏感，不会因为一则不合时宜的痔疮笑话便把我永久列入奥地利的不欢迎名单。
近来我一直关注著英国政治的最新进展，想著如果我的朋友上台，英国的情况多少能够改善一些。
事实证明，我确实有这样的识人之明，英国经济的恢复速度远超经济评论家的最好预期，尽管工资价格尚未恢复至1837年的最高水平，但至少失业情况已经大为改善。
看到你的工作蒸蒸日上，真是令人倍感欣喜，我为英国人民的命运感到庆幸。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在抱怨英国缺乏具备远见与能力的政治家，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旁观者才清楚，他们或许已经迎来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具远见卓识和政治手腕的内务部常务秘书。
不过，亲爱的亚瑟，我最近在巴黎还读到了一些关于内务部的其他消息，它们使我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几分新兴趣。当然，这种兴趣未必会令你们的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感到高兴。
42年北部工业区的罢工看上去并非毫无收获，尽管这场运动看上去虎头蛇尾，但就结果而论，它貌似取得了比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更加显著的成果。去年英国政府先后通过了《煤矿法》与新《工厂法》，甚至还打算加大对北部工业区的基础教育投入。
格雷厄姆貌似打算把工厂里的童工教育以及某些教会人士对于灵魂的关切，一并纳入政府管理之中。
这是一个多么典型的英国式主意啊！
在德意志，我们的哲学家喜欢把人类划分为肉体与精神，仿佛只有把两者分开研究，才能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在这方面，英国人显然更加务实，你们发现工厂里的孩子既有肉体也有灵魂，于是决定同时管理这两样东西。孩子们白天在工厂里劳动六个半时，政府则希望确保他们在休息时间接受教育时，不至于把灵魂交给了错误的人。
格雷厄姆爵士的方案尤其令人钦佩，因为他不仅关心孩子们应当学习什么，还关心该由谁来教他们以及哪些学校才有资格获得政府的认可。倘若一所学校不能使政府满意，它甚至可能失去相应的补助。
瞧，这就是英国人对自由的理解。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只要他首先找到一位政府认可的教师。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教育，只要他能够证明自己接受的教育值得政府出资。
我听，这项法案在议会里引起了不的争论。天主教会和国教异议派担心，它会使国教会在工人子女的教育中获得过大影响。但换个角度想，我觉得，倘若格雷厄姆爵士胆敢在《教育法案》
中摒弃国教会的影响力，那国教会的代表们，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大主教以及上院的主教团想必也会使尽浑身解数阻挠《教育法案》通过。
这项方案并没有按照原本设想成为法律，我对此毫不意外。教育事务在英国社会长期被视为教会的自留地，因此格雷厄姆爵士试图让政府直接插手工业区学校的教育工作，这对于国教会、天主教会和苏格兰场长老会等所有宗派势力来，都是一项大逆不道的「创举」。
他们希望孩子们接受教育，却又害怕他们接受了不合适的教育，希望工人变得更加有知识，却又担心他们在获得知识之后，可能会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一些不符合「社会标准」的看法。
这让我想起德意志的许多大学教授，他们总是热衷于培养独立思考的青年，直到某个青年真的开始独立思考，他们才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更喜欢那些能够正确复述教授观点的学生。
德意志大学中的独立思考，一如英国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而聊到自由主义，我就不得不提及爱尔兰问题。
啊，爱尔兰！这个岛屿似乎拥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够使英国最讲究自由的政治家们，在踏上它的土地之后，突然变得格外热爱秩序。
去年，皮尔政府决定继续延长爱尔兰关于武器登记、进口、制造与销售的限制。这项法律原本便不是新鲜事物，过去几十年里，它已经被英国议会反复延长。如今，政府又打算让它继续生效。
当然，我知道政府会给出自己的解释，诸如：爱尔兰存在暴力事件，地方官员担忧治安，某些地区的武装冲突也确实使人不安，政府不能假装这些事情不存在等等。
爱尔兰人抱怨十地制度，抱怨贫困，抱怨他们与英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废除1801年的《英爱合并法案》，恢复爱尔兰议会。丹尼尔·奥康奈尔正是利用这些不满，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试图以群众运动迫使政府作出让步。
而英国政府的回答呢？
它告诉爱尔兰人，他们必须遵守法律。与此同时，它又告诉他们，为了确保法律得到遵守，他们不能像英格兰人那样自由地持有武器。
这真是一种在逻辑学上无懈可击的安排，一个人如果不满于自己的处境，政府便告诉他应当相信法律，当他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保护自己的权利时，政府又告诉他，正因为他的怀疑令人担忧，所以必须进一步限制他的权利。
倘若我是一位英国大臣，我一定会为这种逻辑感到骄傲。
因为它使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能证明自己正确，如果爱尔兰人保持沉默，那便明政府的政策十
分有效，如果他们继续抗议，那便明政府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政府几乎永远不会失败。
亲爱的亚瑟，请原谅我又一次谈论了政治。但你也知道，像我这样的政治流亡者通常都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习惯，我们越是远离自己的祖国，便越容易对他国的问题触景生情，而当我们开始谈论这些问题时，又往往忘记自己只能纸上谈兵。
我在巴黎见识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但总得来，他们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人失去了祖国，因而获得了自由。剩下那些则是失去了职位，因而发现自己原来一直热爱自由。
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庸俗之辈，但请不要以为我已经对全人类的未来失去希望了。这就好比我对英国政治的观感，一方面我对《教育法案》未获通过和英国政府粗暴逮捕丹尼尔·奥康内尔感到不满，但另一方面，我的朋友亚瑟·黑斯廷斯带领英国经济走出泥潭、政治投机者班杰明·迪斯雷利在内阁改组中丢掉职位，这些也令我倍感欣慰。
既常怀不满，又对未来保持乐观，这大概就是我这些年在巴黎学到的政治学。只可惜它没能使我成为政治家，反倒让我变成了一位稍微谨慎些的诗人。
到诗人，我最近倒是遇见了一位很有意思的新朋友。
准确地，他并不以诗人为业，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头衔让他具备了成为诗人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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