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3章 过小年（1/2）

腊月的沈阳，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钟，日头就已经斜斜地挂在西边天际，把大东区那些灰扑扑的屋顶染上一层稀薄的金色。北风从新开河那边刮过来，穿过横街可久里的巷子，卷起地上的积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疼。

我缩了缩脖子，把棉袄领子又往上拽了拽，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还带着油墨香的《中国少年报》。报纸是寒假返校时老师发的，说是让我们带回家给父母也看看。可我哪等得及回家，一出校门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国少年报”五个字红得耀眼，在灰蒙蒙的冬日里像一簇火苗。头版上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画像，两位领袖都穿着中山装，面带微笑。底下那行“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黑体大字，我认得全，却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老师上课时念了周总理的报告，说什么“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些孩子听着新鲜，拍手倒是拍得响亮。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瞟到报纸右下角——1965年的年历表。腊月二十三，小年；腊月三十，除夕。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日子，脚下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

拐进可久里胡同，青石板路被冻得硬邦邦的，缝隙里塞满了黑雪。8号院的门楼有些歪斜了，那是清朝留下来的老四合院，我们九户人家挤在里面。我家住东厢房，进门要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

“回来啦？”妈妈正在外屋地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活没停，“把报纸放桌上，赶紧写作业。你爸下班还得一会儿。”

我把报纸小心翼翼地铺在炕桌上，四个角都压平了，这才从书包里掏出课本。可那些字在眼前晃来晃去，怎么也进不到脑子里。耳朵倒是竖得老高，听着巷子里的动静。

果然，没过多久，院门外就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庆柏！庆柏在家不？”是高日辉的声音，带着东北女孩子特有的敞亮劲儿。

我“噌”地从炕上跳下来，棉鞋都没穿好就往门外跑。妈妈在身后喊：“穿上鞋！冻脚！”

院子里已经聚了四五个人。高日辉穿着红花棉袄，袖口磨得发白；王维剑戴着个雷锋帽，两个帽耳朵一扇一扇的；何北和明杰站在一块儿，俩人都搓着手，嘴里哈出白气。

“看见没？今天发的报纸！”我炫耀似的说。

“谁没看见似的，”王维剑撇撇嘴，“我们班也发了。老师说要给爸妈看，可我爸妈不识字，我也认识的不多，磕磕巴巴地没读几句，他们就不爱听了。”

高日辉凑过来，压低声音：“别说报纸了，说正事儿——你攒多少了？”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我神秘兮兮地左右看看，才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三个红彤彤的小鞭。

“就三个？”何北有些失望。

“你懂啥，”我小心翼翼地把布包包好，“我这叫细水长流。商店老板说了，年前还会进货，我钱都攒着呢。”

明杰问：“还是八王寺那个店？”

“那可不，”我来了精神，“就汽水厂边上那个。老板人好，整挂的鞭炮都给拆着卖，一分钱两个。我算了，到年跟前，怎么也能攒够二百个。”

“二百个！”王维剑眼睛都直了，“那得放多久啊！”

我们正说着，巷子口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是八王寺汽水厂下班的工人，车把上挂着网兜，里面装着空饭盒。有个叔叔看见我们，笑着喊：“小崽子们，又琢磨放炮呢？离远点放，崩着眼！”

我们哄笑着应了，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今天的“放炮大计”。

可久里胡同往西走二百米，就是大河泡，有片空地，原来是哪个厂子的仓库，塌了之后一直没修，就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根据地”。空地上积雪很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们找了块背风的地方，开始今天的仪式。

我从布包里取出一个小鞭，竖在雪地上。雪被压出个浅浅的小坑，小鞭站得笔直。

“谁点？”我看向他们。

几个孩子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高日辉身上。她个大，胆子最小。

“我、我今天肚子有点疼……”高日辉往后退了半步。

“又来了又来了，”王维剑起哄，“每次让你点你就肚子疼。”

我掏出火柴——是从家里灶台上偷偷拿的，红头的，很容易滑着火。我蹲下身，眯起一只眼，让火柴头对准砂纸。

“嚓”的一声，火苗窜起来。

我赶紧把火柴凑到小鞭的引线上。那截细细的灰线一碰着火，立刻“滋滋”地冒起火星。我转身就跑，没跑两步——

“砰！”

清脆的炸响在空地上回荡，雪沫子炸起老高。我们同时“哇”地叫起来，尽管每年都放，可这声响总能让人心头一颤。

“该我了该我了！”王维剑抢过第二个小鞭，有样学样地立在雪地上。可他手抖，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着，等点着引线，跑得比兔子还快，差点在雪地里摔个跟头。

第二个响声过后，雪地上留下两个黑乎乎的小坑，像大地睁开了两只眼睛。

就剩最后一个小鞭了。大家都看着我。

我捏着那个小鞭，指尖能感觉到里面火药的颗粒感。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大胆的念头。

“今天，”我清了清嗓子，“我给你们表演个拿手放。”

空气安静了一瞬。

“你疯了？”高日辉第一个叫起来，“手不想要了？”

“就是，”明杰也劝，“我爸厂里有个学徒，去年拿手放二踢脚，手指头崩掉一块肉。”

何北没说话，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小鞭。

王维剑则是满脸兴奋：“真敢？你要是敢，明天我请你吃糖稀！”

被他们这么一说，我那股子冒失劲儿上来了。在伙伴面前，尤其是高日辉面前，我不能怂。我把小鞭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让引线朝外，长长地露出来一截。

“看着啊。”

左手拿起火柴盒，抽出一根。这次手居然不抖了。

“嚓——”

火苗跳动。我把点着的火棍慢慢移向引线，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像敲鼓。高日辉已经捂住了耳朵，眼睛闭得紧紧的。王维剑离我远远的，生怕小鞭嘣着他。

引线碰到火，“滋滋”地烧起来，那火星飞快地往鞭炮那头跑。

时间好像变慢了。我能看清引线燃烧时迸出的每一粒火星，能感觉到手指间那个小圆柱体微微发热。脑子里闪过妈妈的脸，闪过炕上那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闪过爸爸每月领工资时小心翼翼数钱的样子。

然后——

“啪！”

清脆、短促，像有人在耳边打了个响指。手指猛地一麻，接着是火辣辣的疼。小鞭在我指尖炸开，碎纸屑四散纷飞，一股硝烟味直冲鼻子。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右手还保持着那个伸直的姿势。拇指和食指都被熏黑了，指尖传来一阵阵刺痛。

“我的妈呀……”高日辉慢慢放下手，眼睛瞪得溜圆，“真、真炸了？”

王维剑扑上来抓我的手：“我看看我看看！疼不疼？”

我把手缩回来，强忍着疼，故意满不在乎地甩了甩：“没事儿，就跟针扎了一下似的。”可实际上，指尖已经红肿起来，疼得我直抽冷气。

明杰仔细看了看：“还好，没破皮。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何北终于说话了，声音小小的：“庆柏，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

那一刻，指尖的疼痛好像真的不算什么了。我挺直腰板，感觉自己是电影里的英雄，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是《红岩》里的许云峰。北风刮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心里头热烘烘的。

回家的路上，我们约好明天放了学还来。高日辉破天荒地说要带两个他攒的小鞭，王维剑则嚷嚷着要学拿手放——当然，被我们一致否决了。

进了院门，妈妈正在盛饭。看见我，她头也没抬：“洗手吃饭。”

我悄悄把右手藏到身后，用左手掀开门帘。炕已经烧热了，坐上去暖烘烘的。我把书包放下，假装写作业，眼睛却不时瞟向炕头。

那里，炕席底下，藏着我全部的宝贝。

等妈妈去外屋地炒菜，我赶紧掀开炕席一角。炕席是新编的，高粱杆子还带着淡淡的草木香。底下，整整齐齐码着一排排红色的小鞭，都是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的——帮妈妈打酱油剩下的一分，捡废铁卖的两分，偶尔爸爸高兴给的五分。数了数，一百二十七个。我每天都要数一遍，梦里都是这个数字。

腊月一天天深了。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副食店门口排起长队，人们拿着副食本，等着买那点凭票供应的豆腐、鸡蛋、花生、瓜子。可久里胡同里，不时能听见零星的鞭炮声——那是和我们一样心急的孩子，等不到除夕。

我把小鞭藏在炕席底下，是因为东北的冬天太潮。去年，我把好不容易攒的五十个小鞭藏在柜子里，等到年三十拿出来，有一半都受了潮，点不着，把我心疼得好几天没睡好。今年我学聪明了，炕头最暖和，也最干燥。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妈妈一大早就开始忙活。她把攒了半年的白面拿出来，要包饺子。爸爸也难得提前下了班，带回来二两肉——肥多瘦少，但在那时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了。

“今天过小年，咱们也改善改善。”爸爸笑着说，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看，还买了点棒糖。”

棒糖！我和弟弟们的眼睛都亮了。那是祭灶用的，麦芽糖做的，粘牙，但甜得要命。一年到头，也就这时候能吃上一回。

妈妈在灶前忙活，爸爸帮着剁馅。我负责烧火，要把炉子烧得旺旺的，这样炕才热，包饺子的手才不冷。

“多添点煤，”妈妈吩咐，“今天得让灶王爷吃饱喝足，上天言好事。”

我从煤堆里拣出一些煤块，扔进炉膛。煤块“轰”地一声烧起来，火苗蹿得老高。灶台很快热了，铁锅里的水开始冒泡，白茫茫的蒸汽弥漫开来，屋里顿时暖和得像春天。

炕也越来越热。我坐在炕沿上帮着剥蒜，觉得屁股底下烫得很，不得不挪了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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