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5章 势在必行（1/2）

江宁工业特区的轮廓，在长江南岸的荒滩上顽强地伸展着骨架，夯土与木石的撞击声日夜不息。

三条主干道的雏形，如同巨人缓慢舒展的筋脉，蜿蜒穿行于丘陵与平原之间。

市面上的粮价，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后，最终稳定在一个略高于往年的水平，南洋稻米的特有香气，开始混杂在江南稻米的清香里，成为市井炊烟中新的注脚。

表面上看，陈恪的新政列车，在撞开了清丈的硬墙、碾过了劳动力与粮食的暗礁后，似乎终于驶上了一条相对平坦的轨道。

反对的声浪，无论是来自地方士绅的咒骂，还是朝堂言官的弹劾，虽然从未断绝，但已失去了最初那种山雨欲来、同仇敌忾的锐气与合力。

无锡的顾家、华家，松江的徐氏余脉，苏州的诸多缙绅……这些曾经在清丈风波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地方豪强，在经历了“官督商办”对内部利益集团的分化与诱惑，经历了“三十文工价”对佃户长工人身依附关系的无情撕裂，更经历了南洋粮潮的釜底抽薪之后，已然元气大伤。

他们依然坐拥广厦良田，祠堂里的牌位依旧肃穆，但一种无力感，如同江南秋日清晨的湿雾，弥漫在每个家族核心成员的心头。

祠堂密议时，激昂的声讨少了，更多的是对账面亏损的焦虑、对家族未来出路的迷茫，以及一种对那个高踞五省总督身影的……畏惧。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他们曾团结一致，用“祖制”、“民情”、“士林清议”乃至聚集的“民壮”，成功逼退了陈恪清丈的“第一鼓”。

那时，他们以为掌握了真理与力量。

紧接着，陈恪换了一套打法。

他用“官督商办”的实利，悄然划开了他们看似铁板一块的阵营。

海贸起家的新兴豪商、部分急于转型的乡土士绅，嗅到了新时代利益的味道，开始或明或暗地向那辆疾驰的列车靠拢。

这是“再而衰”，团结出现了裂痕。

然后，是“三而竭”。

陈恪不再直接攻击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是用更高的出价，赎买了土地上的人心；用更远的航路，运来了他们赖以自恃的命脉。

这两拳，打在的不是他们的田契上，而是他们统治的根基——对人的控制及对核心资源的垄断之上。

当佃户可以用脚投票，当粮仓里的陈米不再是奇货可居的硬通货，他们才发现，自己挥舞的“祖制”大棒，在“一日三十文、现银结算”和“一两二钱一石南洋米”面前，是如此的绵软无力。

抗议是徒劳的，陈恪手握新军，总督府告示与王命旗牌便是法理。

串联更是无用之功。

上一次无锡之事，新军的马蹄声犹在耳畔。

且粮食战的惨败血淋淋地摆在眼前，证明对方在更高维度掌控着资源流通的棋局。

于是，东南大地上，许多士绅选择了沉默，或者说，是无奈的蛰伏。

他们依然不认同陈恪，依然在茶余饭后咒骂“与民争利”、“败坏纲常”，但在行动上，已鲜少再有组织性的、激烈的公开对抗。

一部分人开始认真思考家族转型，试图在“官督商办”或新兴物流中分一杯羹，哪怕这意味着要放下身段，与曾经的“贱业”为伍。

更多人则是紧缩门户，加强族内管控，祈祷这阵世风日下的妖风早日过去，世道能回到熟悉的轨道。

在朝堂之上，这种“无力”体现为一种疲惫的妥协。

弹劾陈恪的奏章依旧每月都有，但隆庆皇帝留中不发的比例越来越高。

高拱、赵贞吉等枢臣，一方面对陈恪的某些手段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却也无法否认东南新军的日渐精悍、市舶税收的持续增长、以及粮价平稳后社会的相对安定。

陈恪没有动朝廷的奶酪，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户部的压力，甚至创造了一些新的利益分配空间。

只要陈恪不公然挑战皇权，不再次激起大规模民变，他们也乐得在皇帝面前和和稀泥，在具体事务上“酌情办理”，甚至暗中默许家族旁支参与一些“安全”的商机。

阻力看似消弭，改革的列车似乎可以加速行进。

然而，陈恪坐在澄心园的书房里，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各类汇报文书，眉头却越皱越紧。

他看到的，不是高歌猛进的凯旋，而是这架日益庞大的新机器内部，越来越刺耳的摩擦与噪音。

问题，出在人上。

出在驱动和执行这一切的人上。

工地管理混乱的报告增多了。

尽管有“路工管带所”和统一的雇工契约，但具体到成千上万个工段，那些被因表现不错被提拔为“工头”、“段长”的吏员或老兵，管理方式简单粗暴依旧。

克扣饮食、无故罚薪、甚至动手打骂的情况并未根绝，只是变得更加隐蔽。

流民出身的管理者往往要么过于怯懦，要么迅速染上旧吏的习气。

而那些真正懂工程、善协调的人才，凤毛麟角。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设屡屡受阻。

李春芳呕心沥血，图纸、工艺、甚至关键部件的原型都有了，但一到具体建造、安装、调试，问题百出。

负责现场督办的，是一位科甲出身的工部员外郎，谈经论史头头是道，但对“蒸汽压力”、“传动比”、“金属疲劳”等概念一无所知，与工匠沟通如鸡同鸭讲。

他习惯性地用管理河工、督办皇木的那套方式来管理近代化工坊建设，结果是指挥失调，工期延误，物料浪费惊人。

“镇江纺织总厂”的规划遭遇尴尬。

常乐从松江、苏州高薪聘来的几位“织造高手”，在规划大型集中化工场、标准化流程、以及评估新式纺机时，与总督府派去的文案书吏争执不断。

书吏坚持一切要“依例”、“合格式”，要求将生产流程写成充满四六骈文的官样文章；而工匠们用俚语和行话描述的技巧与问题，书吏既听不懂，也认为“不登大雅之堂”，拒绝如实记录上报。

双方互相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更多的问题，渗透在各个环节：负责特区公共卫生规划的人，完全不懂疫病防治与排污系统的关系；管理新兴市舶仓库的官员，沿用旧式漕粮仓库的簿记法，导致货物流转效率低下、错漏频出；甚至是在推广新式农具、辅导流民安置点耕种时，那些满口“仁政爱民”的县学教谕，其指导还不如一个老农实在……

陈恪清醒地认识到，他之前所有的布局——开海、强军、整饬财政、瓦解土地经济、构建工业特区——都只是搭建了一个新的舞台和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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