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分店之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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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

那天来了个客人，是个做生意的，广东人，姓黄。他在北京开了几家服装店，生意做得挺大。吃完炸酱面，他找到嘉禾。

“沈师傅，”他说，“我想跟您谈笔生意。”

嘉禾正在刷锅，头也没抬。

“什么生意？”

黄老板说：“我想投资您这家店。开分店，搞连锁。您出技术，我出钱。赚了钱，五五分。”

嘉禾把锅刷干净，挂回钩上。

“不搞。”他说。

黄老板愣了一下。

“沈师傅，您听我说完。现在改革开放了，机会难得。您这手艺，要是只守着这一间小店，可惜了。”

嘉禾转过身，看着他。

“可惜什么？”

黄老板说：“可惜不能发扬光大啊。您想想，要是开个十家八家分店，全北京都吃上您的樱桃肉，那多好。”

嘉禾没说话。

他看了黄老板一会儿。

然后他说：“您吃过我做的樱桃肉？”

黄老板点头。

“吃过。好吃。”

嘉禾又问：“那您觉得，别人做的，能有这个味儿？”

黄老板又愣了一下。

“这个……可以培训嘛。找几个徒弟，您教一教……”

嘉禾摇摇头。

“教不会。”他说，“我儿子学了三年，还没学会。”

黄老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嘉禾把围裙解下来，搭在架子上。

“黄老板，”他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这店，就这么大。八张桌，够了。”

他转身进了里屋。

黄老板站在那儿，看看春梅，看看和平，不知道该说什么。

春梅笑着走过去。

“黄老板，您别介意。他这人就这样。”

黄老板摆摆手。

“没事没事，”他说，“沈师傅是个实在人。”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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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和平找到他爸。

嘉禾坐在院里，对着那棵枣树。月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和平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爸。”

“嗯。”

“今天那黄老板说的，您真不动心？”

嘉禾没答。

他看着那棵枣树，看了很久。

“和平，”他忽然开口，“你知道这棵树多少年了？”

和平说：“奶奶嫁过来那年种的，宣统三年。八十一年了。”

嘉禾点点头。

“八十一年，”他说，“它就长在这儿。没挪过窝。”

他顿了顿。

“可它一年比一年结得多。今年打的枣，比去年多了两筐。”

和平没说话。

嘉禾转过头，看着他。

“店也一样。”他说，“不在大，在深。”

和平看着他爸。

月光照在他脸上，把那一道道皱纹照得分明。五十三了，头发白了大半，眼睛还是亮亮的。

“爸，”他说，“我不是想开分店赚钱。我是想……让更多人知道沈家。”

嘉禾点点头。

“我知道。”

他站起来，走到枣树下，伸手摸了摸树干。

“可你知道沈家是什么吗？”

和平摇头。

嘉禾说：“沈家不是那块匾，不是那八张桌，不是那些菜。”

他回过头，看着儿子。

“沈家是这口锅。是这棵树。是那些吃了二十年还天天来的客人。”

他顿了顿。

“店多了，根就浅了。”

和平站在那儿，看着他爸。

他忽然想起奶奶的话：你爸是在磨你的性子。

磨了三年，他以为磨好了。

可这会儿他才发现，还没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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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和平再没提过开分店的事。

他每天还是四点起床，和面、吊汤、发海参。七点开门，迎客、炒菜、收钱。九点打烊，刷锅、洗碗、备料。

和以前一样。

可又不太一样。

他现在做菜的时候，会想更多。想他爸说的那些话，想那些吃了二十年的老主顾，想那棵长了八十一年的枣树。

他做的樱桃肉，越来越好。

有一天，他爸尝了他做的菜，点点头。

“行了。”他说。

和平愣了一下。

“什么行了？”

嘉禾看着他。

“糖色对了。”他说，“火候也对了。”

和平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想起三年前，他爸让他洗碗。想起两年前，他爸让他切菜。想起一年前，他爸让他掌勺。

三年了。

他终于听见这两个字。

他把手贴在锅底。锅是热的，是一整天余下的热。

他忽然想哭。

可他没哭。

他系紧围裙，继续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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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来了个记者。

不是电视台的，是报社的。一个年轻人，戴着眼镜，瘦瘦的，说话文绉绉的。他在店里吃了三天，每天都点不同的菜。吃完就跟嘉禾聊天，聊完就走。

第四天，他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嘉禾。

“沈师傅，文章发了。”

嘉禾接过报纸，看见上头印着几个大字：“一店一味，沈家菜馆的四十年”。

他往下看。

文章写得很长，占了半个版面。写他怎么学厨，怎么开店，怎么守住沈家的手艺。写那些老主顾，写那道樱桃肉，写那棵八十多年的枣树。

文章最后一段写着：

“有人问沈师傅，为什么不开分店？他摇摇头，说：店多了，根就浅了。这间小店，八张桌子，够用了。够用就好。

这话听着简单，可细想，有多少人能守住这个‘够用’？在这个什么都想做大做快的时代，沈师傅守着他的灶，守着他的锅，守着沈家传下来的那些菜。一店一味，四十年不变。

也许，这就是老字号的真正意义。”

嘉禾看完，把报纸折起来。

“写得挺好。”他说。

记者笑了。

“沈师傅，您那话，我记在心里了。”

嘉禾没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灶边，继续做菜。

记者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

那个背影不高，微微有些驼。可站在灶前的样子，稳得很。

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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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和平把那篇文章剪下来，贴在墙上。

贴在奶奶那把椅子的旁边。

他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一店一味”。

他想起他爸说的那些话，想起那些吃了二十年的老主顾，想起那棵八十多年的枣树。

他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

他走过去，摸了摸那把铜勺。

勺柄上那道凹痕，是奶奶磨出来的。四十年，她一直握着这把勺。

如今她走了。

可这把勺还在。

这个店还在。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走进灶间。

他爸还在忙，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案板上摆着切好的菜，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兵。

他走过去，站在他爸旁边。

“爸，我来。”

嘉禾看了他一眼。

把锅铲递给他。

和平接过锅铲，掂了掂。

然后他开始炒菜。

锅里的菜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火候正好，香味飘出来，满屋子都是。

嘉禾站在旁边，看着。

看着儿子的手，看着儿子的眼睛，看着儿子站在灶前的样子。

和他年轻时一样。

和他爹年轻时一样。

他忽然想起他娘说过的话：你爹那菜，你传下去了。

如今他也传下去了。

他转身，走到柜台后，在那把空椅子上坐下。

那把铜勺还搁在手边，勺柄朝外。

他拿起勺，在手里掂了掂。

勺底亮亮的，照得见人影。

他把勺放下。

窗外的枣树在风里响着。沙沙沙，沙沙沙。

他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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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秋天，沈家菜馆还是那间店。

三十平米，八张桌。门口还是天天排队，从胡同口排到巷口。

嘉禾还是四点起床，和面、吊汤、发海参。和平也四点起床，跟着他爸一起忙。

春梅还是跑堂，建国还是管账。

一切都没变。

可有些东西变了。

和平现在切菜的时候，不那么急了。他慢慢地切，一刀一刀，切得均匀。他想起他爸说的：切菜不是切菜，是在跟菜说话。

他炒菜的时候，也不那么急了。他看着火候，闻着味道，听着锅里的声音。他想起他爸说的：做菜不是做菜，是在跟火说话。

他收工的时候，也不那么累了。他坐在院里，看着那棵枣树，想起他爸说的：店不在大，在深。

他好像懂了。

又好像还没全懂。

但他知道，他会一直学下去。

像他爸一样。

像他爷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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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来了个老人。

八十多了，头发全白，走路拄着拐杖。他进门的时候，店里正忙。和平在灶边炒菜，春梅端着盘子跑进跑出。

老人站在门口，四下打量着。

然后他走到柜台前，看着建国。

“您是……沈师傅？”

建国愣了一下。

“我是他哥。您找我弟弟？”

老人摇摇头。

“找您也行。”他说，“我想问问，您这店，还收徒弟吗？”

建国看着他。

“您要学？”

老人笑了。

“不是我，”他说，“是我孙子。二十了，想学厨。我看过那篇报道，说您这店一店一味，四十年不变。我想把他送来。”

建国没说话。

他看了看灶间的和平，看了看正在炒菜的嘉禾。

然后他回过头。

“您等等，”他说，“我问问。”

他走进灶间，在嘉禾耳边说了几句。

嘉禾把锅铲放下，走出来。

他看着那个老人。

老人也看着他。

“您孙子，”嘉禾说，“能吃苦吗？”

老人点头。

“能。农村孩子，什么苦都吃过。”

嘉禾想了想。

“让他来吧。”他说，“先洗碗。”

老人笑了。

笑的时候，露出一口稀疏的牙。

“好，”他说，“谢谢您。”

他拄着拐杖，慢慢走出门。

嘉禾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然后他转身，回到灶边，继续炒菜。

和平站在旁边，看着他。

“爸，”他说，“您收徒弟了？”

嘉禾没回头。

“嗯。”

“为什么？”

嘉禾把锅里的菜盛出来，搁在盘子里。

“因为，”他说，“沈家的菜，得有人接着。”

他顿了顿。

“一个人接着不够。得有人接着接着。”

和平站在那儿，看着他爸。

他想起那棵枣树。八十一年了，还每年结果。结得一年比一年多。

他好像又明白了一点什么。

他把锅铲握紧，继续炒菜。

窗外，枣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

可那些细小的芽苞，已经藏在枝头，等着来年春天。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