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拆迁风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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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拆迁风波

一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来得迟，前门一带的槐树到了四月中旬才冒出些绿芽尖儿。沈嘉禾那天正在厨房里盯着徒弟剥葱，外头突然吵嚷起来。

“沈师傅！沈师傅在吗？”

跑进来的是街口卖茶叶蛋的赵寡妇，她气喘吁吁，手里攥着一张粉红色的纸：“您快去看看！廊房头条那边墙上贴了告示，咱们这一片都要拆啦！”

沈嘉禾手里还握着锅铲，愣了一愣：“什么拆？”

“拆迁！要盖什么现代化商厦！”赵寡妇的声音尖得能戳破屋顶，“我家那间铺子，我公公手里传下来的，说没就没啦！”

嘉禾把锅铲递给旁边的徒弟，擦了擦手，接过那张纸。告示是区里发的，白纸红章，措辞正式，大意是说前门地区部分老旧街区被纳入改造范围，即日起进行入户调查，具体拆迁补偿方案另行公布。告示末尾列了一串街巷的名字，沈家菜馆所在的胡同赫然在列。

他看了两遍，把纸还给赵寡妇，转身回了厨房。

“爸？”和平从外头买菜回来，见他脸色不对，“咋了？”

“没事。”嘉禾掀开锅盖，看了看里头炖着的坛子肉，“你忙你的。”

那天中午，他照常站在灶前炒菜，照常到各桌转悠，问客人“咸淡可好”，照常坐在门边的老位置上抽了根烟。只是那根烟他没抽完，掐灭了，又点上一根。

傍晚时分，他出了门，沿着胡同走了一圈。沈家菜馆在这条胡同里待了快九十年，从他父亲沈瑞安手里算起，传到他这儿是第三代。墙根的青砖被油烟熏了九十年，摸上去油腻腻的，那是他熟悉的手感。门前的石阶磨得凹下去一块，那是九十年里无数食客踩出来的。屋檐下挂着的那块匾，“沈家菜馆”四个字，是他父亲请前清一位御膳房的总管写的，文革时他拆下来藏在床底下，后来又挂上去。

他站在匾下，点了第三根烟。

胡同里炊烟四起，家家户户开始做晚饭。有小孩追逐着跑过，有女人在门口喊孩子回家吃饭。这些声音他听了六十年，从自己是个孩子，听到自己成了爷爷。

烟抽到一半，他把它掐灭了。

二

拆迁的消息像长了腿，没两天就传遍了前门一带。街坊邻居们凑在一起议论，有说补偿款能分多少的，有说不想搬的，有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沈家菜馆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沈师傅，您家这老字号，总该有特殊待遇吧？”

“嘉禾，您得去反映反映，咱们这片就指着您这馆子撑门面呢！”

沈嘉禾只是点头，不说话。

过了几天，拆迁办的人来了。两个年轻人，一个拿着文件夹，一个拎着皮尺，进门就量面积、登记房产。轮到登记产权证时，嘉禾站在旁边，慢吞吞地说：“没有。”

“没有产权证？”年轻人抬头，“那您这房子……”

“我父亲手里置下的产业，一九五几年那会儿，政策变了，房契交了。”嘉禾说得平静，“后来落实政策，还回来一部分，但手续不全。反正我们一直在这儿开着，街坊都知道。”

年轻人面露难色：“沈师傅，您这情况复杂。没有完整产权，补偿的事儿……”

“我不搬。”嘉禾打断他。

“您不搬？”年轻人愣了，“这不是您搬不搬的问题，这是市政规划，整个片区都要改造。”

“我不搬。”嘉禾重复了一遍，转身进了厨房。

年轻人跟进去，还想说什么，沈嘉禾已经站在灶前炒菜了。锅里的油滋滋响，他颠勺，翻锅，动作行云流水，眼皮都没抬一下。

和平赶紧上前，把两个年轻人请出门外，好言好语送走了。

那天晚上，建国从厂里回来，嘉禾把他叫到后院。

“拆迁的事，你听说了？”

建国点头：“听说了。厂里也在传，说是动迁组已经进驻了。”

“你怎么想？”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爸在的时候，最惦记的就是这间馆子。他说，这是他一根扁担挑出来的。”

嘉禾没说话。

建国又说：“但时代变了，咱们也不能……”

“你也不赞成留着？”嘉禾看着他。

建国摇头：“我不是不赞成。我是怕您太累。您都六十七了，折腾不起了。”

嘉禾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你倒是比你爸会说话。”

建国也笑了：“我爸不大会说话，就会炒菜。”

父子俩站在院子里，春天的风还带着凉意，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刚冒出点新芽。嘉禾抬头看了看树，说：“你爸当年种这棵树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三

接下来的日子，沈嘉禾开始跑这件事。

他先去了区里。办事大厅里人头攒动，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轮到他时，接待的年轻人看了看他的材料，说：“沈师傅，您这事儿不归我们这儿管，得去规划局。”

他又去规划局。规划局的人说，这是市政重点工程，规划已经定了，没法改。他问，那老字号呢？有没有政策？对方说，有政策，但您这房产性质复杂，得先确权。

他再去房管局。房管局的人翻出一堆泛黄的档案，说您这房子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得慢慢查。他问要多久。对方说，不好说，一两年，三五年，都有可能。

一两年，三五年。等查清楚了，这房子早拆了。

那段时间，他每天早起就出门，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一只旧帆布袋，里头装着各种材料——父亲的遗嘱、当年的房契复印件、街道开的证明、老邻居的联名信。他去了区里、市里、甚至托人问到了上头。有的地方客客气气，说您反映的问题我们知道了；有的地方不耐烦，说您别折腾了，这事儿定局了。

有天他从外面回来，自行车骑得慢，经过前门箭楼时停下来，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箭楼还是那个箭楼，他小时候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六十年过去了，还是这个样子。可箭楼边上的那些老胡同，一条一条在消失。

他想起父亲沈瑞安。父亲是一九〇七年从廊坊来北京的，那时候他才十五岁，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是铺盖卷，一头是锅碗瓢盆。父亲在宫里当过差，跟着御膳房的师傅学过手艺，清朝垮了，他就自己出来闯。前门这地方热闹，人来人往，他在胡同口支了个摊子，卖些火烧、面条、简单炒菜。慢慢地有了点积蓄，租了间门脸，再后来盘下了整间铺子。

父亲说过，这间铺子是他一勺一勺炒出来的，一担一担挑出来的。那时候穷，买不起好料，他就每天天不亮去菜市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回来洗洗干净，照样能做出味道。后来日子好了，他始终不舍得扔那根扁担，说是要留着，给子孙后代看看。

那根扁担现在就搁在后院的杂物间里，落满了灰。

嘉禾推着车，慢慢往家走。

四

拆迁办的人又来了几回。有一回，带队的是个科长，姓周，四十来岁，说话和气，态度却很坚决。

“沈师傅，我知道您这馆子有年头了，老字号嘛，街坊都有感情。但城市规划是大局，您也得理解理解我们。”

沈嘉禾给他倒了杯茶，说：“周科长，我不是不理解。我就问一句，能不能原址保留？”

周科长摇头：“这不可能。这一片全部要推平，盖商厦和写字楼，规划图上都画好了。”

“那我这馆子呢？”

“您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异地安置。我们可以在新楼里给您安排个铺面，位置肯定好。”

沈嘉禾没接话，低头喝茶。

周科长又说：“您考虑考虑，这事儿拖不得。下个月就开始入户签约，签了有奖励，不签……”

“不签怎么样？”嘉禾抬起头。

周科长笑了笑，没往下说。

那天晚上，嘉禾一夜没睡。他坐在后院的藤椅上，看着那棵老槐树，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院墙上爬着的丝瓜藤。这些他看了几十年，闭着眼睛都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如果拆了，这些就都没了。

第二天一早，建国来了。他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嘉禾。

嘉禾打开，是一张发黄的纸，折得四四方方，边角都磨毛了。

是地契。

光绪三十四年的地契，写着沈瑞安的名字，盖着官印，清清楚楚。

嘉禾愣了：“这……不是交上去了吗？”

建国说：“爸当年留了个心眼。交上去的是抄件，原件一直藏着。文革的时候他埋在院子里，后来告诉我地方。这些年我一直没动，想着没准儿哪天用得着。”

嘉禾捧着那张地契，手有些抖。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但上头的字还能看清：“立卖契人王赵氏，今将自置门面房一所，坐落大兴县前门外……”

他看了很久，抬起头，眼眶有些红。

建国说：“爸当年说，这间铺子是他一担一担挑出来的。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嘉禾点点头，没说话。

五

有了地契，事情有了转机。嘉禾又跑了几趟，这回把地契复印件带上，说话也有了底气。但拆迁办的人还是那句话：规划定了，改不了。

那阵子，前门一带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有的街坊签了约，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有的还在观望；有的死活不签，天天坐在门口骂街。推土机已经开进了几条胡同，轰隆隆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一阵一阵的，听得人心里发慌。

沈家菜馆的生意倒没受太大影响。老主顾们照常来，坐下点菜，吃完了抹抹嘴，临走时说一句：“沈师傅，您这馆子可千万要保住啊。”嘉禾笑笑，说：“您慢走，下回再来。”

有天晚上，店里来了个老头，头发全白了，走路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他一进门，就四下打量，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门边的老位置上坐下。

嘉禾正在灶上忙，没注意。和平过去招呼，老头说：“我找沈师傅。”

和平把嘉禾叫过来。嘉禾看着老头，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来。

老头笑了笑：“嘉禾，你不认得我了？我是王德顺。”

嘉禾愣了愣，然后猛地想起来。王德顺，他父亲那辈的老主顾，当年在前门一带做绸缎生意，后来去了台湾，一晃四十多年了。

“王先生！”嘉禾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您怎么回来了？”

“回来看看。”王德顺笑着说，“听说前门要拆了，赶紧回来看看，再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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