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3章 平时多流汗（1/2）
《天命二年休养生息令》的诏书，连同各项细化章程，已通过驿传急递、官府布告、宣教队宣讲，如同润物无声的春雨，渗透到了原云煌故地的每一个州县，每一处村社。
最先感受到这股春意的，是田间地头的农夫。
当里正敲着铜锣，在打谷场上将“田赋普免二成，持续三年”的消息用本地土话吼出来时。
聚集在台下的男女老少，先是一阵死寂，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随即，爆发出的欢呼声几乎要将简陋的茅草棚顶掀翻。
老农粗糙的手掌反复摩挲着官府发下的、盖着红印的免赋凭证，浑浊的眼睛里泛出泪光。
妇人紧紧攥着省下的那几枚打算交税的铜钱，已经开始盘算给娃儿添件新褂子，或者割上几两肥肉打打牙祭。
年轻的后生们则摩拳擦掌，商议着响应官府“鼓励垦荒”的号召，去南边或者山里头，寻一片无主的坡地，靠自己的力气搏一个更好的未来。
减税，如同最实在的甘霖，浇灌在干涸已久的心田上。
街市之间，商人的算盘也拨动得轻快起来。
战乱平息，边境虽然紧张，但国内商路已然贯通。
新朝统一了度量衡，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商务院建立的“常平仓”更是稳住了最基本的粮价。
行商们不必再担心走到半路遇到溃兵劫掠，坐贾们也不用时刻提防官吏的额外勒索。
稳定的预期，便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南来的丝绸、北往的皮货、东海的咸鱼、西域的香料，在重新修葺一新的官道上络绎不绝。
酒楼茶肆的生意，肉眼可见地红火起来。
三教九流聚在一处，几杯浊酒下肚，话匣子便打开了。
谈论最多的，自然是朝廷的新政，以及那位高高在上的帝凰。
“听说了吗，北边三州全免赋税，还发种子耕牛！啧啧，真是皇恩浩荡！”
“咱们这儿减两成，也不错了！往年这时候，官府催粮的胥吏早就上门了，今年到现在还没见影儿。”
“何止啊，城东那段烂了多年的河堤，官府开始招人修了！管饭，还给工钱！我舅家老三已经报名去了。”
“帝凰娘娘……哦不，陛下，真是仁政啊！比前头那个……强多了！”
“嘘！慎言！不过……确实如此。”
类似的议论，在帝国复苏的勃勃生机中，如同野草般蔓延。
一种朴素的、基于切实利益的认同与感激，在民间悄然生长。
然而，新政的推行，远非一帆风顺。
地方州县的官吏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也暴露出了各自的能力与操守。
大部分官员，尤其是通过新朝恩科选拔或由天凰阁考察任用的年轻官吏，怀着一腔抱负，积极研读新政条文，奔走于乡野之间。
他们组织丈量田亩，登记垦荒，招募民夫，宣讲农书，虽忙碌却充实。
但也有一些前朝遗留的旧吏，或是本就能力平庸、靠关系混迹官场之辈，面对这纷繁复杂、要求细致的新政，顿时手忙脚乱，捉襟见肘。
水利工程的钱粮调度，农技推广的物资分发，常平仓的粮食收储与账目管理，抚恤银钱的发放核实……
每一项都需要精细的操作与严格的监督。
在某些偏僻或吏治本就松弛的州县，“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情况开始出现。
有胥吏在发放垦荒补贴时，故意克扣斤两，或将好种换成劣种，从中渔利。
有负责招募民夫修水利的工头，与当地小吏勾结，虚报人数，克扣工钱，甚至强征百姓自带干粮白干活。
有管理常平仓的仓大使，在收购新粮时压价，在卖出平粜粮时却又暗中提价，赚取差价。
这些行径虽然还算不上动摇国本的大案，却如同蛀虫，悄然侵蚀着新政的肌体，伤害着百姓刚刚燃起的希望。
很快，审察院新近派出的、由海瑞亲自率领的数支“巡检御史”小队，如同敏锐的猎鹰，扑向了这些阴霾初现之地。
海瑞本人坐镇河间府，那里正有黄河险工段的大工程。
他并未大张旗鼓，只带着几名干练的书吏与护卫，换上便服，深入工地与民夫歇息的窝棚。
不过三日，便查实了一起工头与府衙户房小吏勾结，虚报三百民夫名额、贪污工钱粮米近千两的案子。
海瑞雷厉风行，当场拿下主犯，查封账册，追缴赃款。
并即刻行文州府，要求彻查类似情弊，严惩不贷。
消息传开，河间府上下震动，相关官吏无不凛然。
其他几路巡检御史，也相继在各地查处了数起克扣种子、强征民夫、贪墨工程款的条件。
虽然涉案官员品级不高，贪墨数额也不算惊天动地。
但其查处之迅速，手段之铁面，处罚之严厉，迅速在地方官场传开，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
许多原本心存侥幸、或只是习惯性伸手的官吏，顿时收敛了许多，开始真正认真对待起手中的新政事务。
新政的推行，在经历最初的些许混乱与杂音后，因监察力量的及时介入，开始逐渐走向正轨。
帝国的士绅阶层，心情则要复杂得多。
他们大多拥有功名或田产，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
朝廷普免田赋，他们名下的田地同样受益，这是实打实的好处。
家族中若有子弟在新朝为官，或通过天凰阁考核，更是前途可期。
然而，新政中“鼓励垦荒”、“推广农技”等条款，却隐隐触动了他们更深层的利益。
无主荒地虽然名义上是“官地”，但往往与士绅们原有田产接壤，或是他们早有觊觎、准备通过种种手段逐步兼并的目标。
如今朝廷鼓励流民甚至退伍兵丁去开垦，并给予长期免税优惠，等于直接截断了他们潜在的土地扩张之路。
农技的推广，提高了粮食产量，固然是好事。
但佃户家的收成多了，交完地租后留下的口粮也更宽裕，甚至可能攒下些许余钱。
这无形中增强了佃户的议价能力与独立性，削弱了地主对佃户的人身与经济控制。
更有甚者，朝廷大力兴修水利，组织以工代赈，使得许多无地或少地的贫民有了除租种土地之外的生计选择。
人手的流失，同样让一些依赖大量廉价佃农耕种的士绅感到不安。
这些变化是缓慢的，细微的，却真实地发生着。
部分思想较为开明、或家族产业本就多元的士绅，能够适应甚至利用这种变化。
他们或许转而投资新兴的工坊，或鼓励子弟钻研学问、参与科举，或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参与地方公益，博取名声。
但更多守旧、将土地视为根本的士绅，内心却滋生了不满与忧虑。
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朝廷仁政，但私下聚会时，难免牢骚满腹。
“与民休息本是圣君之道，然这‘民’是否包含那些泥腿子，也值得商榷。”
“朝廷如今重工商，轻田亩之本，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
“那些新提拔的酷吏，如海瑞之流，只知一味严苛，不晓地方人情，搅得上下不宁。”
这些暗地里的怨气，星星点点，散落各处。
却恰好与某些更隐蔽的脉络，悄然产生了联系。
秦桧虽在朝中低调，但其昔日门生故旧、暗中经营的些许关系网络，并未完全沉寂。
他们如同潜伏在暗处的蜘蛛，敏锐地捕捉着风中传来的每一丝不满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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