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汴梁流血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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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佑三年冬，邺都的风已经刮起来了。
郭威北上之后，汴梁城里的争执便少了一个能压住场面的人，却多了一个远在河北、手握重兵的变数。刘承佑坐在皇位上，时常觉得自己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
宫里大小事情，杨邠要过问，史弘肇要过问，王章也要过问。
连他想提拔一个近侍，添些宫中用度，都能被几位大臣拿着旧例和账册驳回来。
他是皇帝，却处处像个等着批示的少年郎。
可汴梁城外，日子总不能跟着宫里的脸色过。
契丹南下时留下的疮痍，仍散布在河南河北之间。
村庄被烧毁，田地无人耕种，河渠淤塞，旧闸损坏，仓场里空空荡荡。
前几年战事频仍，地方官忙着守城征粮，百姓忙着逃命，谁也顾不上把一条水渠重新挖通。
冯道却把这些事情一桩桩拣了起来。
起初，朝中还有人觉得奇怪。
太师不肯日日上朝，倒整天盯着账本和河道图。
身为北七州的主事人之一，青竹更是常常不见人影，今天在汴水沿岸，明天又去了黄河北岸，后天便带着一群河工和船户钻进支流沟渠。
苏逢吉曾在一次闲谈中提起此事，笑说冯太师到底是年纪大了，才会把心思用在这些鸡毛蒜皮上。
冯道听闻后，只微微一笑，不予置喙。
这句话传到青竹耳中时，他正站在一处泥泞的河岸上，裤脚沾满了淤泥。
青竹把水位尺插进河床，转头对河工道：“先别急着挖，往下游再探一段。这里水道虽然看着宽，底下淤泥厚，若不清出旧河槽，春汛一来，咱们这一截都得白干。”
河工们应声散开。
青竹如今挂着河运总理衙门的名义，手里调动的是船户、工匠、民夫、地方小吏和一群北七州工程师组成的队伍。要修一条河，远比带骑兵冲阵麻烦。
冲阵只须看准敌军的破绽，河道却要看水势、地势、泥沙、闸口，还得顾着沿岸百姓的田地与房屋。
挖深了，可能冲坏堤岸，挖浅了，大船过不去，河渠开得不对，春夏的水灌不进田里，雨季又会倒灌进村庄。
破坏只需一把火、一队兵，建设却要日复一日地操心。
青竹起初也低估了这件事。
他以为凭着北七州的财力和人手，把旧水道疏通，再开些灌溉渠，不过是多花些银钱、多调些民夫。
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地方上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河段被泥沙填了十几年，有的旧渠被豪强占去改成鱼塘，有的堤岸年久失修，外表完好，里面早被水蛀空。
还有些乡里争水，几十年来各有各的规矩，官府若不先把灌溉时节和分水办法说清楚，渠挖好了也会有人为争一瓢水打起来。
于是青竹只得一处处查看，一件件处置。
主干河道先通，旁支再接，急需灌溉的旱田先修渠，低洼易涝的地方先疏排水沟。
沿岸仓场重新登记，船户按规矩领牌，地方豪强不得私设关卡拦船收钱。
凡是河道淤出来的泥沙，能加固堤岸的便拿去筑堤，能填洼地的便运去填地，不许挖出来又随手堆在岸边，待一场大雨重新冲回河里。
他还定下了巡河的规矩，各段安排专人记录水位、流速与险情，遇到春汛，必须提前报送，不得隐瞒。
仅靠这些仍不够。
田要种，便得有种子。
北地多年战乱，许多村庄连留种的粮食都吃光了。
冯道听了各州的呈报，便提醒青竹，若只修水渠，不补种子，来年依旧没收成；若只发种子，渠却不通，一场大旱便能让所有心血白费。
青竹当即派商队南下，从南唐和吴越大量采购粟、麦、稻种与适合当地土质的豆类种子，又让熟悉农时的老农随船北上，逐县查看田地状况。
不同地势、不同水源，种什么、何时下种，都由地方农户与老农商议后定下，不能拿一套办法硬套所有州县。
南方的种子沿运河北上，先送到仓场，再由地方官和乡里里正登记分发。
对遭灾最重、家中连耕牛都没有的农户，河运总理衙门还协助调拨耕牛和农具。
幸亏北七州临近草原，耕牛不成问题，只是农具还得挤占一些军械局的产能，不过北七州的钢铁产量大，质量好，打造的农具倒是经久耐用。
有些村庄劳力不足，便组织邻里互助，先把能种的地种起来。
冯道从不把这些功劳挂在嘴边。
他只是每月看一次账册，检查银钱去了哪里、种子发到了哪里、河渠修到哪里。
青竹对此很是服气：“老相国，您管军器和账册也就罢了，如今连种子都要一袋袋核对，您到底有多少精力？”
冯道把账册合上，瞥了他一眼：“你以为天下是靠几句漂亮话治理的？这不都是小裴整理好的账册，老夫大略看看总数就行了，事必亲躬，难道你想让老夫星落秋风五丈原？”
青竹拱手：“那用我们家的七星祈禳术，保准没错，我和我师父一起给您老祈禳，保证不让人踢翻七星灯。”
“去去去，一边去。”冯道道，“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夫没这个福分，享受你们师徒的伺候。还有你都快成水猴子了。下回去河边，记得带双干净靴子。每次回来都踩得满府是泥，也不嫌埋汰。”
青竹摸摸鼻子，他在河边呆惯了，回府才闻到自己满身淤泥味。
三年时间，就这样一晃就过去了。
青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黄河两岸。
春天看开渠，夏天巡堤坝，秋后查收成，冬日则与地方官商量来年修缮的安排。
他乘船行过汴水、黄河及其周边诸多河道，水路走不通便换马车，马车走不了便步行。
有些地方一日之内来回数次，只为确定一处闸门应当向哪边挪半丈。
也有工程失败的时候。
乾佑五年春汛，刚修好的堤段被洪水冲开，淹了下游一片田。
青竹赶到现场，连夜组织人手补堤，先救人畜，再抢仓粮，随后把原先的水道设计推倒重来。
至于受灾百姓的赈灾款，哪能指望汴梁朝廷，自然是相国府拨付。
这一来，地方上渐渐知道，有事到底该找谁。
冯道则在后方统筹财力，将北七州的盈余、海贸收益与汴梁产业的利润分出一部分，专门用于水利、种子、农具与仓储。
钱花出去时，府中账册的数字自然不好看，可三五年后，变化便一点点显现出来。
曾经荒废的田地重新翻土，旧渠里有了流水，村庄周围的水塘得以蓄水。
麦苗长出来时，农人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只守着自己一小块地，而是把荒地也逐渐开垦起来。
商船沿河往来，除了运粮，还运送木料、陶器、铁具和日常货物。
沿河小镇重新有了集市，几个临近的县还弄出了庙会大集。
到了乾佑六年春，河南河北的农业生产已逐渐恢复到后唐明宗时期的水平。
虽说连年战乱留下的创伤不可能一朝尽消，但至少多数地方重新有了稳定的收成，河渠灌溉逐步恢复，粮价也不再像最艰难时那般忽高忽低。
地方赋税渐渐能够按季征收，朝廷终于可以按时发放各级官员的俸禄与军中部分饷银，不必隔三差五便派人去大相国寺借钱过桥。
说是后汉朝廷治理天下，倒不如说，这几年相国府一直在后面修修补补。
冯道对此讳莫如深，老头子已经低调的在汴梁政局当中隐形了一般。
只是，田里的庄稼能慢慢长回来，人心里的裂痕却未必如此。
三年来，刘承佑与几位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杨邠掌机政，做事严峻，不讲什么情面，连刘承佑的面子都不给。
史弘肇执掌禁军，性情刚烈，对近侍监军尤为反感。
王章掌管财政，卡着宫内的用度，小皇帝正是花钱的时候，却常常夹袋空空。
三人辅政时，确实替新朝立住了不少规矩，却也令年轻的皇帝处处受制。
刘承佑已经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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